而且，宋太祖在主持科舉考試的時候還出現了這麼一個有趣的事，以武定狀元！

宋太祖在一次主持科舉考試時，出現了個難題，考生王嗣宗與陳識齊在禦前爭狀元，爭得臉紅脖子粗，各不相讓。

太祖甚感為難，兩人文章寫得都不錯，難分上下，看看左右大臣，意見也不統一。

太祖想了一會，覺得既然文采方面二人不相上下，那麼便看看誰的武藝更高強吧，於是說道：「要不你倆打一仗吧，誰贏了誰就是狀元。」

太祖話音剛落，只見反應快的王嗣宗上去一巴掌把陳識齊的帽子打掉在地，急忙跪在皇帝面前道：「臣勝之。」

太祖龍顏大悅：「行，你就是狀元了。」遂以王嗣宗為狀元，陳識齊為榜眼。

在宋太祖時期，總體來說，文武還是相對比較平衡的，宋太祖打壓武人，那是帝王之術，那個時期的武將集團對於文官集團還是處於優勢的，打壓武人有利於國家的安定。

等到宋太宗繼位後，弄死了吳越國主錢俶，繼而將吳越之地收入囊中，此後又將北方的北漢給吞併了，似乎覺得自己的文治武功一點都不比好大哥差，於是開始飄了。

第一次北伐，喜提高粱河車神；第二次北伐，又遭重擊！

高粱河車神在繼位之前一直做的都是文職工作，可以說是文官集團的代理人，又是經歷過五代十國混亂局面的，十分的擔心遭受失利的自己會受到來自武將集團的反噬，於是開啟了瘋狂打壓武人模式，楊無敵就是這個模式下的犧牲品。

本來趙宋的武將集團經過了兩次北伐失利，已經遭受了重創，回國後還要被皇帝和文官集團聯手打壓，於是天平逐漸倒向了文官集團。

宋真宗繼位後，澶淵之盟結束了宋遼之間長達二十五年的戰爭，趙宋開始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武人的作用小了，而文人的作用大了，文官集團也開始壯大了，宋真宗那首著名的《勸學詩》便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標誌著文官集團已經開始全面壓製武將集團了。

宋仁宗繼位後，文官集團已經做大，成為了既得利益者。

宋仁宗有感於文官集團與武將集團之間已經失去了平衡，開始大力提拔武人，狄青、種世衡便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宋仁宗是出了名的仁慈。

大家都知道，仁慈是個褒義詞，但是有句話說得好「慈不掌兵「，不要說帝王了，就是個普通人想要成功，殺伐果斷都是必要的條件。

利益集團上躥下跳，有恃無恐，反正皇帝仁慈不殺人，我還有什麼好怕的！

像狄青、種世衡這樣的事，放到漢武帝身上試試看！

鹹平年間，真宗曾兩度要朝臣討論設置武舉，但是在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之下，並未真正建立制度。

宋仁宗在大力提拔武人的同時，於天聖七年下令復行武舉制度。

宋仁宗的設想很好，恢復已經停擺了百年的武舉制度，使得武人有報效國家的途徑，而且也十分希望武舉能像科舉一樣，帶動民間的習武之風，改善武人的社會地位。

可惜宋仁宗還是太年輕、太仁慈了，不知不覺間便被文官集團玩弄於股掌之中。

恢復武舉是文官集團提出來的，說是憂心軍事人才不足。

老百姓都知道黃鼠狼給雞拜年，那是沒安好心。文官集團好不容易壓製了武將集團，難道突然間聖人附體了？

讓我們來看看文官集團的騷操作吧。

富弼在景祐元年上書仁宗，指出當時的國家情勢是「文既富矣，武未甚備」，一旦發生內亂或外患，都將導致極大的危機。

等到宋仁宗同意並恢復了武舉，文官集團便開始強調製舉中的武科或武舉取士都無法錄取到人才，由於當時「重文雅而輕武節」的風氣（這股風氣是誰帶出來的？後面細說！），參與製舉的現任官員無意於武職，製舉的武科根本無人應考；而武舉測驗射箭與騎術的做法，只能挑選出優秀的士卒，也難以吸引才德之士。

宋仁宗一聽，說得有道理啊，該怎麼辦呢？

文官集團指出既然現有的制度並無用處，解決之道在於朝廷在平時必須逐步培養軍事人才，使國家能有足夠的將帥隨時應付變局。

富弼因而提議設置武學：文科學校與孔廟結合，武學則設於太公廟內；文士之學根基於五經，武士之學則以太公、孫子等人的作品為根本。

所以說軍校在中國早就有了，不是從西方傳過來的。

宋仁宗並沒有立即採納富弼的構想，那是因為仁宗雖然已經認同了文官集團的說法，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還是留點時間仔細考慮考慮再定。

對西夏戰事的連番失利終於促使宋仁宗設立武學的決心，基於對將才的渴望，慶曆二年十二月，仁宗下令朝臣薦舉適任武學教授的文、武官各一名。次年五月，正式宣佈設武學於太公廟，以太常丞阮逸為武學教授。

於是問題就來了，武學成立後無人入學就讀，以致無法運作，簡單的說就是找不到學生。

范仲淹因此上奏：「臣竊聞國家置武學以來，苦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恥就學生之列。倘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謂無英材，於體非便。」

在一個長期習慣於儒學教育的社會中，倉促設立武學，又無具體獎勵辦法，很難吸引學生。長此以往，有名而無實的武學反而可能成為損害國威的笑柄。

朝廷接受范仲淹的意見，改任阮逸為國子監丞，規定願意研讀兵書的學生，可於國子監中學習。武學尚未開始授課，即在宣佈成立的三個月後遭到罷廢。

武學僅是曇花一現，而武舉的執行成效也與其原先設計有很大的差距。

寶元二年，距武舉的首次辦理不過十年，蘇紳即提出質疑：漢製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武舉中第者被任命為層級低下的三班官，又常被派任監當工作，對於軍事毫無助益。

受到這篇奏疏的影響，朝廷於次年下令武舉中第者不得擔任監當官，一律派任邊區或捉賊的差遣。

武舉的本意是從現有的中、高階官員中尋找嫻熟軍事者，任命他們為將帥。

但是由於當時的文貴武輕，參加製舉的官員都不願投考軍事相關科目（同樣是做官，連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都不願意改做武職，其他人的節操還能在范仲淹之上？），根本無法藉此取得堪任將帥的人才。

在僅有武舉運作的情況下，錄取者絕大多數是平民，當然不能立即授予高官，而須從基層的武階官作起。這便使得武舉偏離了選拔將帥的原意。

看到這裏，也許有讀者就會說了，很正常啊，沒看出文官集團的騷操作啊，往下看！

武舉的實施無法符合原先的期待，卻逐漸受到科舉參與者的歡迎。雖然參與武舉並不受到尊重，錄取後也僅被授予低階武官，但對於受挫於文舉的考生，武舉終究提供了另一條入仕途徑。

原本準備文科考試的舉子發現，改試武舉並不困難，因為策論本為文舉的項目之一，武藝測驗的要求又不高，容易過關。於是，程度較差，考文舉無望的士人就成為武舉考生的主體。

看到這裏應該明白了吧，武舉根本就是文官集團為了各自家族中那些讀書無望的子弟準備的一條入仕途徑，是不是和後世的某某某的特招生有點相似啊，懂的都懂！

一般士兵和武官仍是靠軍功來凸顯才能，求取官位，只有極少數才能參與武舉（懂得都懂），反而有越來越多的讀書人捨棄經書，改習兵法，踴躍投考（懂得都懂）。

武學被廢罷數月後，曾有知名的教育家胡瑗以其所撰《武學規矩》上呈仁宗，請求再設武學。

胡瑗主張武學以《論語》及《孫子》為主要的教材，兼顧培養學生的德行與謀略，這樣的意見頗有融合儒學與兵學的意涵。

胡瑗的主張其實是極好的，但是文官集團怎麼可能同意呢？如果同意了，前面的一系列操作豈不是白費了，還間接地壯大了武將集團。

所以最後在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之下，胡瑗的主張未被朝廷接納。

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不是沒有人才，也不是沒有人能解決問題，而是利益集團不允許有人動自己的乳酪！

最終察覺不對的宋仁宗氣得在皇祐元年九月下詔廢止武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