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的闕達度率領二千餘騎兵，也歸順了李軌。

這真是一鍋大雜燴，讓局勢變得更複雜。

李軌雖然自稱皇帝，但他其實也是坐在一個火炕上，可以預見的是，一旦有風吹草動，他的部下必然各懷鬼胎。

他最優的選擇是傍上一個更大的勢力，背倚大樹好乘涼，才可以得享高官厚祿，才可能得到善終。

上天給了他一次機會，但他沒有珍惜，等到他醒悟時，後悔已晚。

當西秦薛舉發動對李淵的進攻後，因為薛舉夾在李淵和李軌之間，二李作為天然的同盟，聯合是理性的。

李淵想籠絡李軌共同抗擊薛舉。

他很早就命人和李軌聯結，並且在正式建立唐朝之後，李淵冊封李軌為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

這實際上是高度的政治自治，李軌成了裂土封疆的法外之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脫身機會。

李軌有心投誠，但他的政權，他一個人說了不算。

於是，李軌召集同僚們開會討論，以期達到統一的意見。

李軌拋磚引玉地說；「今吾從兄（李淵）膺受圖錄，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

元老派曹珍直接表示反對。

他斬釘截鐵地表明態度道：「隋失天下，英雄竟逐，稱王號帝，鼎恃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西隴右，已為天子，奈何受人官爵？」

曹珍接著提出了一個折衷的方案，「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蕭詧故事，自稱梁帝而從於周。」

李軌同意。

於是，他給李淵回了一封信，署名為「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雖然示弱，但卻沒有投誠，也沒有接受李淵賜與他的官職。

當此必然征伐之地，李軌錯失了最後一次脫身的機會，

當然，李軌身居皇帝之位，如果策略得當，也能保持優勝的形態，即使投誠，也可爭得更多的利益。

但是，李軌自己犯錯了。

他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在政權未穩之際，他先在自己內部的小圈子挑起了內鬥。

李軌的支持者中，有一個鐵桿叫梁碩。

他也是起義時的六個元老之一，一直是李軌的軍師，既具備資歷，又對李軌忠心耿耿，本來和李軌綁在一條船上，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互生共長的關係。

但李軌似乎看不到自己處境的危險，也不知道自己的權力基礎來自於起事的核心團體。

他竟然先拿自己人開刀。

梁碩是個有遠見，也非常敏銳的軍師，他意識到李軌政權的最大隱患，在於胡人。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力量已經過於強大，以至於李軌都需要看他們的臉色行事。

安興貴在長安曾經對李淵說過，他們胡人安氏一族，在李軌政權之中，居於重要位置的實權人物，就有數十個人，這等於安氏一門半個朝廷，西涼也可以說是安家的天下。

在這種權力結構中做皇帝，是一件極高風險的事情。

於是，梁碩直接向李軌提出自己的擔憂，他暗中勸李軌對於胡人的勢力，多加防備抑製，否則必遭其禍。

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梁碩的話很快傳到了安修仁的耳朵中。

這是人命關天，亡家滅族的大事，毫無疑問，梁碩的存在，對安氏胡人是一個巨大的危險。

梁碩必須被除掉。

但安修仁畢竟是李軌最核心權力層的圈外人，自古以來，疏不間親，安修仁必須要找一個合適的同盟者。

他非常幸運，恰好有一個天然的同盟者出現了，他就是李軌的兒子李仲琰。

李仲琰不是一個省油的燈，他和梁碩結下私仇，並且經常在公共場合，口無遮攔地表達對梁碩的怨恨，這很容易被安修仁利用。

於是，二者結成同盟，安修仁誣告梁碩謀反，李仲琰在旁邊推波助瀾。

李軌信以為真，鴆殺梁碩於家中。

梁碩含冤而死，李軌自斷臂膀，自此之後，李軌在上層元老和朝臣之中，威望盡失。

這引發了一聯串的惡果。

和李軌一起起事的元老們，覺得李軌無知人之明，也無用人之能，不是能共始終的主子，從內心裏面和他疏遠開來。

更嚴重的是，李軌發現自梁碩死後，他必須越來越依靠安修仁的力量，才可以在朝廷之中維持權威。

這讓胡商集團名正言順坐大了。

於是，滿朝文武，俱是安氏一族。

更為致命的是，李軌在作死的道路上，一心走至黑，他失去了最後的基礎，那就是民心。

民心民意也將立即離他而去，他將很快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

因為，李軌做了二件事。

第一件事，是倚仗胡人勢力的後遺症。

為了鞏固政權的合法性，有一個粟特胡族的巫師欺騙李軌說；「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

這是祥瑞，是表示李軌的治國，感天動地，是政權長治久安的象徵。

於是，李軌修築玉女台。

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以西涼政權的寒酸程度，修築這樣一個大的建築，花費巨萬，並且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工。

民力不足，李軌只能徵兵，於是，兵民離心，怨聲載道。

連老天似乎也不幫李軌，西涼境內發生了大飢荒，本來就地瘠人貧，加上天災人禍。

西涼的經濟立即崩潰了，甚至發生了人吃吃的慘劇。

李軌畢竟是鄉紳進階而來，他展示了一貫的樂善好施的作風，傾盡家財，救濟災民，但他私家的積蓄，也只是杯水車薪，遠遠無法解決實質的問題。

於是，李軌想動用公家的資源，開倉濟民。

李軌雖然是個好人，但他可能並不是個好皇帝。

曹珍等人畢竟也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居民，對於腳下的土地和人民，懷有非常樸素的感情。

他們贊同李軌的提議，誠心附和說道；「國以人為本，本既不立，國將傾威，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死乎？」

這確實是一件好事，但同時也損己利人，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做。

至少隋朝舊有的官僚，就表示反對。

隋朝的義倉製，其實在隋朝設立之初，就是為了防備災害的發生，可以臨時救急用。

但這個制度，由剛開始時的自願繳納，到後來固定成了一種必須繳納的稅收，而它的作用，也從剛開始時備災救災，變成了政府的私產。

以至於即使到了大災之年，皇帝依然惜財，即使看著穀子在倉庫發霉，也會坐視百姓活活餓死，不願意開倉放糧。

隋朝的官員深知其中的弊端，但不放倉濟民，早已在隋朝形成了一整套理論和應對的方法。

因而，舊隋的官僚將那一套照搬過來，其實他們深心之中，或者也希望李軌的政權儘快失去民心，而步隋朝的後塵。

從心底裡來說，他們不服李軌，也願意看他的笑話。

從行動上來說，他們沒有任何節操，早就在暗中投降了以安修仁為首的胡族勢力，二股勢力互相勾結，希望掌握李軌一朝的大權。

家賊難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