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廣要舉全國之力征伐高句麗。

他決定親自掛帥，對於一個彈丸之地的小國，如此興師動眾，讓天下騷然，很難以一種正常的思維，去評判楊廣的行為。

因為，身為皇帝，禦駕親征，既沒必要，也過於神經質，從軍事上講，是一種盲動的行為。

毫無疑問，巨大的聲勢，很給隨軍出征的周邊各國，以極大的震撼，會加深他們對於隋朝強盛的顧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後果。

但這一樣存在巨大的後遺症。

或者，楊廣在最後一刻，依然只是想借用其龐大的聲勢，讓高句麗王服軟，上書認罪，就可以兩相平安，互道無事。

也許，楊廣只是需要一個台階，一個高句麗能夠服軟的台階而已。

畢竟，以全盛的隋朝之力，無論如何，高句麗都不可能長期支撐。

但楊廣失望了，高句麗王沒有給他任何的面子。

高句麗選擇了直接對抗，或者，他們知道楊廣的色厲內荏，聲勢雖大，但致命的缺陷更多。

事實也正是如此。

楊廣徵伐高句麗，其實已經苦心經營了多年。

永濟渠，就是楊廣戰爭意志的體現，這是交通南北的大動脈，可以將全國的士兵和糧食，直接運送到涿郡。

而涿郡也正是楊廣徵伐的大本營。

他首先面向全天下頒下一道詔書，宣佈將正式討伐高句麗。

楊廣的戰略是水陸並進，在高句麗的都城平壤城下會師。

徵兵計劃龐大而誇張，楊廣盡征天下之兵，下令全國之精銳，不管路途遠近，全部在涿郡匯合。

楊廣特別組建了一支水軍，他在東萊準備新造三百艘戰艦，徵發了江淮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鑹手三萬人等等。

可見即使是幾千裡之遙的士兵，也必須北上涿郡，這是一個艱巨的工程。

士兵們平時嚴格操練，身體更為強壯，或者可以應付如此長途的行軍，但真正令人擔憂的是後勤。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任何一個朝代，打仗最後都要歸結到後勤的比拚。

後勤的支援系統，更是讓人瞠目結舌。

一是製造了五萬輛戎車，裝載士兵的衣甲幔幕，由士兵自己負責推送，送至高陽。

二是徵發河南，河北民夫隨時供應軍須。

三是運送米糧由永濟渠至涿郡，舳艫千裡，不絕如縷。

四是徵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一組，共推三石米，千裡送糧。

這種全國性的動員，攪動並竭盡了所經區域所有的民力，沿途幾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

為了趕時間，甚至來不及掩埋前人的屍體，只能讓他們就地腐爛，臭穢盈路。

這是民力達到頂點的顯現，實際上，大隋如日中天的聲勢，在楊廣一而再，再而三的征伐下，早已疲憊不堪。

甚至連基本的人手都捉襟見肘。

除了幾次徵發婦女頂替男性做力役外，為了應付人手的短缺，楊廣將增添人丁，盯上了佛道二教的方外人士。

楊廣裁汰僧尼，用於充當力役的行為，從609年一直持續到611年，甚至於其中有非常誇張地強製徵用。

楊廣高居皇帝之位，一切以目的是從。

也許從全國徵兵開始，他就已經耳目失聰，他周圍的群臣，已經完全報喜不報憂了。

楊廣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和獨夫，他再也不能像剛登基時，揮斥天下，激揚江山了。

或者，楊廣堅信只要達到目的，過程並不重要，所有的犧牲都是值得的，他選擇無視。

當此之時，楊廣自信滿滿，他堅信世界就在他的腳下。

全國之兵總集於涿郡。

此次集兵，總計一百一十三萬，號稱二百萬，饋運後勤之人，又有二百萬以上。

擁有如此規模的作戰隊伍，本來應該完全高枕無憂，但楊廣第一次顯示出自己隱隱的擔憂。

他沒有向自己最核心的心腹大臣諮詢，相反，他詢問了一個曾經被他貶為合水縣令的庾質，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庾質三答。

楊廣提問：「高句麗之眾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眾伐之，卿以為可以克不？」

庾質如實回答：「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

這句話直指人心，也觸及到楊廣的要害。

他立即變了臉色，說道：「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

或者此時，楊廣心中已有搖擺之意，但他一生過於順風順水，現在被逼上梁山，似乎已經沒有退路了。

庾質知道機會難得，便提出自己思慮許久的對策：「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猛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

這才是庾質的真心話。

他斷言如果楊廣親征高句麗，必然無功而返。

如果要想戰勝高句麗，就必須關注一個字「速」，而這個字，確實是進軍高句麗的核心之處。

高句麗佔據地利，而天氣的寒冷和雨季，會讓遼河及其支流泛濫，形成難以渡過的幾百裡的沼澤之地。

這決定在了遼東行軍的有效時間，只有短短幾個月，戰事宜速不宜遲。

隋唐二代，經過幾十年的征戰和失敗之後，才真正掌握「速度」的重要性。

當然，要想滅亡高句麗，除了「速」之外，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字，「拖」，但這個字要想發揮最大的效用，卻需要高句麗內部的配合。

只有內外相協相逼相攻，才能徹底解決高句麗的問題，那都是後話了。

楊廣聽出了庾質的言外之意，他雖有疑惑，但他選擇做縮頭烏龜，楊廣並不正視這個問題，非常不高興地說：「汝既憚行，自可留此。」

當時，不看好楊廣親征高句麗的朝臣，並非只有庾質一人。

耿詢就說過，「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

兵部尚書段文振，也跟隨楊廣出征，他在途中染病，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朝為臣，終是要替主上分憂。

楊廣雖然不喜直諫，但段文振為人臣子，卻又不得不諫。

他想做一個有始有終的臣子，成全一段君臣之義。

臨終之際，段文振憂心忡忡，他知道無法阻止楊廣親征，但他似乎預計到楊廣的兵潰，為了盡量減輕己方的損失，他準備最後一次向楊廣盡忠。

他呈上奏表說：「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

這其實是對楊廣制定的行軍政策的一種否定，楊廣此次征伐高句麗，可謂盲動。

當時大隋朝廷上下，似乎依然沒有通曉高句麗問題的專家，即使有，其意見也完全不為楊廣所重視。

所以，我們看到楊廣徵伐高句麗，更像是一場遊戲。

隋朝對於敵我的判斷，行軍方式，完全沒有按照戰爭的規律去做周密的計劃和認證。

相比當年文帝楊堅，三路大軍躍馬長江，準備經年，朝廷上下，多方認證，精心部署，一舉成功的周密，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楊廣一生順利，他隻想速成。

他太過於看輕這個世界上，人的意志和生命力。

反觀楊廣徵伐高句麗，從頭至尾，看到的只是好大喜功，胡亂指揮，恰似一個胡攪蠻纏的小孩，在和同伴的吵架打鬧中受到委屈，然後，非要找回場子。

楊廣就是這種典型的心態，他依然堅信，高句麗會在自己絕對的兵力壓製下屈服，也許楊廣從來就不曾想像過，高句麗會真心頑強抵抗，而隋朝也會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潭。

與此相對應，他這種蔑視一切的心態，讓他在每一個隊伍中專門設置了受降使者，讓他擁有足以媲美軍事總指揮的權力。

於是，一個隊伍之中，出現了雙頭統治，這在實際的戰鬥中引發了災難。

同時，楊廣設立了一種讓人無法相信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