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江南政策，引發了巨大的災難。

南北一統，才過去短短一年時間，江南叛亂蜂起。

江南的豪族們，展示了巨大的割據實力和影響力。

他們有的聚集了幾萬人馬，最少的也有幾千之數。

如果只是偶爾的叛亂，那可能是當地的官僚為非作歹，官逼民反。

但如此大規模，全區域的反叛，就一定是隋朝的江南政策出了大問題。

事實確實如此。

楊堅平陳之役，以一種始料未及的速度，極為快速地完成了。

這是開天闢地的豐功偉績，是歷史上多少文武全盛的名君，畢生也無法完成的終極追求。

楊堅已經站在了歷史的豐碑之上。

隋朝君臣的心態有一些飄了。

他們覺得，南朝雖然自詡衣冠正朔，文採風流，也不過是不堪一擊而已。

但楊堅犯了一個錯誤。

陳國中央政權雖然一觸即潰，但其統治下的豪族階層，才是維繫南朝政權的核心力量。

陳國的政府，並不等同於江南社會，也不能代表真實的政體力量。

晉室南渡之後，江南社會，在漫長的二百多年時間裏，其發展路線就和嶺南馮氏和洗氏一般，互相滲透成長，早就結成了牢固不可破的，新型豪族集團。

他們依靠九品中正製，壟斷了做高官的權力，和當世的皇權，分享權力和利益。

這些豪族，他們是真正的土皇帝，在鄉裡具備極強的號召力和實力。

隋朝蕩平江南時，推進速度過於迅速，豪族們並未展示其堅韌和強悍，反而默許了隋朝的大力擴張。

在他們的心中，卻依然信奉，這一次的改朝換代，和以往幾次政權的更迭，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皇朝的名稱雖然不同，皇帝也改變成另一個皇帝，但他們在鄉裡和政府的利益，依然可以延續，也必須延續。

但是他們很快發現，時代不同了。

楊堅早就已經習慣了，經過他改造後北朝的政治體制和民情民俗。

本質而言，北朝的權力基礎來自於中央的軍事政治力量，然後將傳統上的豪族融合於政府，再一起瓜分權力和利益。

這是一種以上統下，軍政一體化的政體。

楊堅在歷次的政治和軍事鬥爭中，已經成功強化和鞏固了皇權。

對於一心要中央集權（皇帝集權）的楊堅來說，如果說在北方，他還必須和他的權力來源的基礎，關隴集團虛與委蛇。

對於江南這片土地，他卻毫不猶豫地表現出，獨斷專行的野心。

這產生了一個矛盾。

南方是士族階層和皇權共享共治，互相依靠，以維持和鞏固其權力和利益。

楊堅作為征服者，是一個剛剛統一南北，取得了震古爍今成果的皇帝。

他想當然地複製了北朝的，軍政一體化的思想和治國理念。

楊堅在心態上和事實上，是以一種征服者，居高臨下的姿態，去發佈命令，統治江南。

他確信，江南必須接受隋朝的政治理念。

但他的政策，直接弱化和剝奪了南朝豪族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固有利益，引發了整個江南社會和隋朝直接的對抗。

楊堅在江南的四重奏，讓雙方的矛盾不可調和。

江南豪族解決問題的方式非常簡單，自南北朝以來，不服就乾。

誰的拳頭硬，就聽誰的。

最大的核心問題是，楊堅過於急切地將利益收歸北方，而侵犯了江南社會豪族的利益。

首先，楊堅搶了別人的飯碗。

他將州郡縣三級製，改為州縣二級管理體制，裁汰了相當部分體制內的官吏。

在一吏養一家的古代，這會直接剝奪了一個家族的，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

毫無疑問，奪人飯碗，總會讓人不爽，並引起人的反抗。

第二點，楊堅調整更換了江南一大批的中高層官員，取之以北方的大員。

這是必然的，也是無奈的行為。

陳國滅亡之後，陳後主及其政府官員，全部北上，進入隋都大興城。

這支北上的隊伍，浩浩蕩蕩，綿延五百裡，蔚為大觀。

可以想見，陳國的中堅力量層，會一掃而空。

這在客觀上產生一個空層，那就是合適的上層官吏嚴重不足。

並且，楊堅的本心，也想主動改變，世家大族對江南的控制。

他以一種征服者的姿態，更換了江南大批的中高層管理者。

這傳遞了一個非常不好的信息，即楊堅不會保護和照顧，原來江南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的權利。

第三點，楊堅的「國有化」遭到了堅決的抵製。

楊堅低估了江南豪族的力量。

他粗暴而直接地和江南的豪族正面對抗。

楊堅採取了象北方一樣的「大索貌閱」，即全面做人口普查，但他切入的時間過於急切了。

這直接損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權益。

因為，這部分人口，原來都歸屬於陳國大大小小的豪族集團，這本來就是他們的私人財產，現在，楊堅要將這些人口的紅利，收歸國有。

這些行為，強搶了江南豪強們的乳酪。

最後，楊堅採取了一種簡單的機械式的，強製型思想灌輸方式。

楊堅以忠孝立國，蘇威將它總結成五教，即儒家所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五孝本身充滿正能量，也是一種高明的政治之術。

蘇威將家和國混為一體，以小家的孝，引至大家，也就是國家層面的忠，導孝為忠。

全社會，每個人，都為忠臣孝子，自然有利於統治。

蘇威將五孝的內容具體化和細節化，命令江南父老，民無長幼，全部背得滾瓜爛熟。

這種高壓式，教條式管理，搞得民怨沸騰。

江南已經處於火山口。

楊堅的江南政策，太過激切，推進的方式，也存在很大的想當然，這引起了江南社會的反抗。

但直接引發大規模叛亂的原因，卻來自於一個，可能是真實的謠言。

江南富庶之地，民間傳言，隋朝會把當地土著大姓，分批全部遷往關中。

這在當時，是一條謠言，但也可能成為既成的事實。

在歷史上，為達到徹底的征服，遷徙戰敗國的原住民至偏遠之地，是一種慣例。

與其重新讓他們接受新的思想，不如空出土地，重新培養一批新的聽命的民眾。

新韮菜總是容易收割一些。

這種治理風險，也要小得很多。

當年隋朝在攻佔梁國的江陵之後，一次性就遷徙了十來萬軍民，北上進入關中。

而在不久之前，楊堅就已經徵發了陳國整個朝廷的精英們北上。

當塵埃落定之時，第二批次，再徵發江南社會的核心力量，也是可能的，潛在的反抗力量，這是可以想見的合理政策。

既具備現實性，也具備可能性。

而楊堅在平陳之後的政策，已經足以讓人判斷出，他對於潛在的反抗力量，已經開始著力壓製削弱。

比如，楊堅發佈了一道詔令，在平陳之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

「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

天下太平之後，楊堅在詔令之中，讓人棄武從文。

「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而於江南之地，楊堅特別發佈了一條「禁江南造大船詔」令。

楊堅寫道，「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顯然，楊堅在有計劃，分步驟地消除社會上不穩定和反抗的力量。

那麼，徵發江南的豪族入關，完全是可能的。

第一批入關，有一個叫韋鼎的官僚，就很有代表性。

他曾經出使北周，一見楊堅之後，大為傾心，並且，他做了一個預言。

他當著楊堅的面說：「公（楊堅）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

韋鼎並不只是說說，他也確實這樣做了。

楊堅登基之後的第九個年頭，發動了平陳之戰，但韋鼎很早就開始變賣田宅，為北上做準備。

當同朝為官的毛彪問他原因時，他毫不掩飾地說：「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

可見，一旦北上，再無南返之日。

但是，人離鄉賤。

江南之人，故土情結非常濃厚，在面臨這種可能的生死存亡面前，他們選擇相信謠言，並且反抗。

毫無疑問，順從則死，而反抗，則可能求生。

於是，江南復叛。

這是一場全民的，全方位的，大規模的叛亂行動。

當時江南在籍戶口六十萬，參與者竟達到三十萬，這顯然是一個讓人非常吃驚的數字。

情況立即變得非常糟糕。

這些叛亂，雖然沒有一個為首的統領，但規模卻非常大，有些還自稱皇帝，手下叛軍，強者數萬人，弱小者也有幾千人。

反叛是暴力而血腥的。

他們拘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臠其肉而食之，並且說：「更能使儂誦五教邪！」

這是必須要正面快速處理的急務。

楊堅一面反思戰後江南政策的得失，一面派出了二個楊姓軍政核心人物，再下江南。

這二個人，一明一暗，一軟一硬。

一個是明面的楊素，需要以粗暴的武力，再平江南。

另一個人，卻是楊堅的二兒子，上次平陳的統帥，晉王楊廣，他將坐鎮揚州，以一種全新的政策，治理江南。

二個楊郎，再下江南，他們將決定江南的命運。

江南，也即將開創它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