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未必都心甘情願接受「共治天下」的狀況，但情勢使他們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因為要實現統治就必須有一批維持政權運轉的人，而科舉官僚們與楚末以來的軍閥不同，他們沒有有朝一日自己當天子號令天下的野心。

他們與治理秦楚帝國的貴族官僚們一樣，只希望在朝廷中飛黃騰達，子孫繁榮。他們具有維護給予自己榮華富貴的王朝體制的保守心理。所以，在百姓與士大夫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維護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站在士大夫這一邊。

皇帝既然選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對士大夫的動向和支持特別在意。對於懦弱和能力有限的皇帝來說，「共治天下」有時成了他們的最佳裝飾。而較為強勢的皇帝，仍經常認為天下屬於自己，理所當然由自己負責。

如真宗就曾氣憤地指責：「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強佔，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以他的不滿其實道出了治天下之責任主體的問題，即天下所有權歸屬於誰，則誰理應負責其盛衰興亡。

士大夫大談共治天下之時，卻對失去天下頗為淡漠，可見他們內心裏心未必有所謂主人翁意識。相反，正如真宗所說，部分士大夫真正關心的只是完全屬於自己的私有財產。

正因為真宗對天下的所有感，才會更加關注天下之人的感受，儘力擔負起天下的責任，而不是視天下為逆旅。何況，在「家天下」的傳統之下，皇帝一般還會試圖將一個稍好的天下，再傳授給子子孫孫。

而士大夫則經常強調「正君心」或者「格君心」是首要任務，范祖禹曾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

他對皇帝強調「共天下」或「共治」天下。殊不知，二者在特定情況下存在矛盾。

當「共天下」的理念實施得較好的時候，此時應正的其實是大臣之心，因為最高權力已基本轉移到作為士大夫代表的大臣了。如果士大夫未能正權臣之心，權臣便很容易變成僭主。士大夫這時不去正權臣之心，卻獻媚討好，又談何共治天下

由何人來正君心，也是實踐中需要考慮的問題，正如「共治」天下由誰來治一樣。按照傳統士大夫的想法，顯然必須是君子才有正君心的資格，當然也得由他們來治天下，而小人，即使有才，也只會禍亂天下。但經常指責皇帝之私的士大夫們，卻未必都是品格毫無瑕疵的君子。

可以這麼認為，傳統士大夫勸諫皇帝時，經常藉助天地、災異、祖宗、外敵、兵變、民變或士大夫的合作等理由，試圖使皇帝感受到恐懼。他們的陳述內容，多數情況是真實可信，條理清晰，邏輯分明的，但有時也存在誇大其辭、移花接木甚至編造材料、修改歷史的現象。

他們的目的，主要在於實施自己的政見，希望國家按照他們理解的方向發展，但也難以避免偶爾摻雜進自己個人或文官群體的種種利益，藉機實現自己意圖而已。

雖然就勸導所針對的事務本身來說，他們一般都能達到目的，同時也使本朝皇帝普遍相對仁厚謹慎，本朝統治也比較開明，經濟文化高度發展。

但另一方面，卻造成皇帝和士大夫乃至百姓的普遍懦弱，在關鍵時期和重大問題上幾乎失去決斷能力。他們的恐懼式勸諫行為及附帶的恐懼情緒，在整個社會蔓延，而對變革的恐懼和對因循守舊思想的固執堅持，更是長期佔據政治思想的統治地位。

文官雖一直在內鬥，對外卻如鐵板一塊。「外」便是武官和皇帝。武官們倒還罷了，無非是憋屈些，可皇帝會心甘情願安於現狀嗎？說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呢？皇權被士人群體架空，內閣權力竟是蓋過了皇帝，當九五至尊是吉祥物隻供擺設？

皇帝自是不答應的，怎麼辦？朝臣不聽話，那就扶植家臣唄。所謂「家臣」，便是宦官集團了。

且看看本朝宦官享受的福利待遇——

宦官可以娶妻，組織家庭生活，也可以納妾，當然具體納多少得視自己的工資水平量體裁衣。品級高的宦官可以住在大內皇宮之外的別墅，出門也可以坐轎子。

便有文官咬牙切齒的評論說「古人置宦者，正以他絕人道後，可入宮；今卻皆有妻妾，居大第，都與常人無異，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轎。」

二是本朝的宦官的品級都比較低，但工資待遇比較好。本朝宦官的最高層領導(如都知、副都知、押班)的月薪是25貫，其工資水平基本和知縣持平(萬戶以上的縣為20貫，畿內縣為30貫)。但福利每月有祿米，還有有春絹7匹，冬絹10匹，綿30兩等。另外還可以按自己的階官，再領取一份相對應的工資。薪水相對來說很不對，只要自己不亂花銷，待到年老時是足以渡此殘生的。

三是本朝的宦官同樣是廣泛參政，也曾嘗試廢立天子，參與宮廷鬥爭，加入朝廷的政治鬥爭，他們在一定程度影響了大定，甚至爆發過宦官引發的禍亂，只是沒有造成但卻沒有發生象東漢、昌、楚那樣的閹禍。百五十年間，曾到地方完成特殊命令的有19人，修過黃河，建過宮殿15人，充任外交大使的5人；養過馬的者7人。曾帶兵打仗者多達18人。可見本朝的宦官武將，大概也是為歷史之最。

但在崇寧帝登基後，一批宦官迅速竄起手握大權，與內閣分庭抗禮，其領頭人物有「媼相」童貫、「隱相」梁師成、彰化軍節度使楊戩、大內總管李彥及譚稹、梁方平、李縠、藍從熙等。

有了以童貫為首的宦官們與朝堂文臣明爭暗鬥，常佶穩坐釣魚台，正可安心的寫寫畫畫搞藝術。

皇帝不清楚的是，這兩大集團貌似鬥了個不亦樂乎，其實卻維持著微妙的平衡，譬如你宦官提拔了某人，可以，但也別阻撓我文臣擢升某人。

黃潛善恰是「平衡」受益者。

陝西、河東大地震，受災十分嚴重，他去實地視察，大收當地責任官員賄賂，回去上報隻輕描淡寫的說是普通地震，受災輕微，當地官府已妥善處理。

這種操作在官場並不少見，只要不捅到上面去，當地的官員為了保住烏紗帽自會有種種手段遮掩、善後。但此次災情嚴重程度完全超出想像，後續賑災又有層層盤剝截留，導致餓死者上萬。其中有戶人家八口，僅存活一人，要命的是這戶人家與種家沾了親戚，活下來的這人費盡千辛萬苦找到種家，泣血哭訴這人間慘劇。「小種相公」種師道知悉後怒髮衝冠，乃遣快馬入京奏報鳴冤。

雖然種家軍在西北一家獨大，但並不受朝中重臣待見。大定一朝，把握朝政的皆是文官，武官被一再排擠打壓，政治地位遠不如前者。

本朝武官的地位與權力和文官相比相差極大，源於楚末五代十國時期長期割據戰亂的歷史背景。太祖常威認為：「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通俗來理解就是「一百個貪濁的儒臣比不上一個為禍的武臣」，從此開啟了大定的崇文抑武風氣。

大定將整個國家的發展與關注重心放到經濟、文化的建設之中，整個社會倡導儒雅、尚和等與文人形象相近的風氣，而剛健、粗獷等與武人形象接近的風氣受到了百姓的疏遠與排斥。對於武官的考察項目在這一階段日趨完善，文武並重的考察形式讓許多自幼習武但沒有經歷過舞文弄墨之事的「偏科生」望而卻步，加之武官錄取人數與文官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武進士在進士的總數中不到十分之一。

有一些政府高級官員立了大功，皇帝想要賜予他們武將的職位，讓他們文武雙修。但是這些官員居然毫不猶豫的拒絕了這樣的榮譽，因為在他們看來，文官是天下獨一無二的，但是如果文武雙修那是丟了全祖宗的臉。因此就算皇帝恩威齊天，他們也要冒死拒絕，寧可少拿一份工資和榮譽。這樣的羞辱已經讓所有的武將都感覺到臉面無光，連皇帝都不能製止。

除此以外，還有第二方面的羞辱，那更加是讓人心酸。由於文官集團是掌握歷史典籍的人物，所以他們需要記載下歷史和曾經的往事，但是這些文官集團每次在進入歷史的時候，往往都把武將集團說的是一堆「垃圾」，把所有的罪過都歸結於他們，把所有的榮譽都歸結於讀書人。

但，種師道非尋常武將，在民間影響巨大，在朝中也是刻意低調，文臣們對其有些好感，多多少少會給些面子。再者，隱瞞淡化災情，賑災遼程中上下其手，陝西這批大小官員太過膽大妄為，不懲治的話，天下悠悠，眾人之口難堵。結果便是，擼一批，罪一批。

而黃潛善「為虎作倀」，也被「雪藏」——停職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