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馮過在金陵城的名聲是越來越盛。嗯，絕對與所謂的頂流、網紅有得一比。

這倒不是拉低他的咖位，自前年信州院試至今不到二年，馮七郎可是憑一己之力闖下了偌大的名氣。

在士林，他的幾篇八股文，《師說》、《愛蓮說》、《菜根譚》以及《儒林外史》，震動文壇，被譽為大定第一青年俊彥，文字功力無人能及。要知道「文無第一」或者說「文人相輕」絕非字面表述那般簡單。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子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

文人學習四書五經，文學經典。因人而異，理解不同，所以誰也不服誰。因此，文人相輕，自古有之。

那麼為什麼「文人相輕」，而不是「惺惺相惜」？什麼是「惺惺相惜」？意思是指性格、志趣、境遇相同的人互相愛護、同情、支持。作為文人，大體上都是出於對文學的愛好，完全可以算得上志趣相同之人，為什麼不會惺惺相惜呢？

當同水平的人出現的時候，如果不會對自身產生利益上的威脅，那當然是愛護、同情、支持的同道，而一旦出現利益上的衝突，文學作為謀求利益的手段，那麼掌握了相同手段的人自然會出現敵對狀態。而成為敵對狀態，就是出現「相輕」的重要基礎。對其他人表示輕視，無非是希望打擊他人，提升自己的心理狀態，甚至實際利益。

實際上，真的大文人，你要達到讓他輕視的境界，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因為這代表了你已經引起了他的重視，證明了你本身的水平也達到了一定層次。

譬如馮過，他那些流傳開來的文章，無論是八股試文、散文、小說乃至詩詞雜文，哪一篇單獨拎出來都是精品。這樣的人是打壓不住的，即便再如何羨慕嫉妒恨也唯有捏著鼻子認了，然後暗戳戳的等候時機落井下石。

尤其是在民間，市井小民才不會去管什麼文人間相軋的齷齪事，只要是好的就拿來傳唱好了。

隨著會試結束，關於誰誰誰會是今科會元成了熱議話題，馮過便是其中熱門人選。恰巧，他的一首新詩——《烏衣巷》華麗問世，不出所料、不負眾望的瞬即傳唱開來。

這詩好啊，怎麼個好法？

有人掉頭苦吟，嘆賞良久。

有人贊三、四句道：「若作燕子他去，便呆。蓋燕子仍入此堂，王謝零落，已化作尋常百姓矣。如此則感慨無窮，用筆極曲。」

有人評道：「此詩雖然景物尋常，語言淺顯，卻有一種蘊藉含蓄之美，讀之但覺餘味無窮。」

總之，此話憑弔東晉時南京秦淮河上朱雀橋和南岸的烏衣巷的繁華鼎盛，而今野草叢生，荒涼殘照。感慨滄海桑田，人生多變。以燕棲舊巢喚起人們想像，含而不露；以「野草花」、「夕陽斜」塗抹背景，美而不俗。語雖極淺，味卻無限。

文人墨客們為此詠嘆，秦樓楚館裡自也第一時間跟上節奏，《烏衣巷》如揮著翅膀的女孩般歡快飛躍，唱響十裡秦淮河。跟隨這股風潮而起的還有馮過早前的那些詩詞，也被翻將出來百般翻唱。

馮改之，絕對是崇寧五年二、三月間金陵城最亮的那個仔，無出其右者！

人怕出名豬怕壯，馮過成了香餑餑，不僅本地名士紛紛下帖相邀，秦淮河各大頭牌也約好了一般競相邀請其「蒞臨寒舍，略備薄茶，掃榻以待」。

「秦淮八艷」哪，多少鄉紳名流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飢餓營銷」嘛，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這八位齊刷刷的主動邀請馮七郎，其中許是有競爭成份，但也足見其風頭之勁。

拉仇恨哪。

但，馮過居然、竟然悉數婉拒了美人相邀？！

廢話，有資南嘉董小宛這幾位國色天香的小姐姐陪伴著，誰還稀罕樓子裏出台不出台的那些頭牌。

倒是董小宛不在「八艷」之列，被一個叫「林敏兒」的頂了位置，搞的他有那麼一點點想「一識廬山真面目」。

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不能厚此薄彼呀，不符合他的人設——善解人意美少年！

秦淮河十裡煙籠燈紅酒綠，江南貢院裏卻是肅穆緊張氣氛凝重，二十天閱卷、定取於房官、主（副）考官委實是件大工程，勞心勞力不說，還需慎之又慎，累成狗，痛並快樂著。

前幾章出現過的那位中年儒生眉頭緊皺，飛快地閱著卷子，有些心不在焉，更有些心煩意亂。

今科會試是見了鬼了，太不合理了，說好的本經最難治《春秋》的呢，怎麼有近兩百考生都報此房了？春秋房才兩位房官，要在二十天時間完成審卷，真真是要命。

頭先，他還想著閱卷而已，好輕鬆的有未？哪知道……說多了都是淚啊。

誒，南下了，離家鄉尚遠……

說是「中年」，其實他才三十歲出頭而已。三十而立，黃潛善想著此次南京會試或許便是自己「立」的機遇。

黃潛善，字茂和，福建邵武人。政和元年，他考中進士。崇寧三年，任左司郎。陝西、河東大地震，山陵峽谷都變了位置，崇寧帝命令黃潛善去察訪災情，於是他就去視察。黃潛善回京後，不報告實情，隻說是地震而已。

瞞上欺下嘛，混跡官場之道。皇帝久居大內，聽到的全是通政使司或屬臣的摺奏，這其中有多少水分可想而知。可以這麼說，大臣們雖然因政見不同而互相攻訐，但在應對皇帝這一條卻是出奇的默契。算不上愚弄，只是龐大的文官系統要架空皇帝的權力。

本朝的士大夫群體普遍意識到：「士之所官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由是出現一批以王安石、歐陽修、范仲淹為代表兼擅文章、經術與吏乾的新型士人，自覺參與治理國家政事、主導國家政治方向，這既是士人群體銳意推進改革的努力，也說明了士人群體的崛起製約了皇權。

士大夫群體的「強大」主要體現在：

對君主進行的激烈抨擊與勸諫。皇帝們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著謙遜的傳統。士大夫在限制皇權的鬥爭中，始終做著頑強的努力。而皇帝在被「批龍鱗，犯天顏」之際雖時有震怒，但是多數情況下允許甚至鼓勵直言。

直接抵製君主錯誤的旨意。文臣的理性和謹慎顯然更有利於王朝的長治久安。文臣飽讀詩書，熟悉歷史上安危治亂之由，可以給統治者提出更為合理的建議。他們治理地方，比武將更有辦法，更有條理。與此同時，文人膽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壞力也不過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本朝統治者對文臣特別信任和優待。譬如，真宗有一次遣使持親筆詔書來見首輔李沆，詔書的內容是封劉氏為貴妃。李沆認為這個命令於理有違，竟當著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詔燒掉了，並且讓使者傳話：「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事遂罷。

利用神權與史官之權製約君權。製約皇權的過程充滿艱辛和危險。與皇帝相比，士大夫個人畢竟人微言輕，傳統的忠君觀念根深蒂固，大原則不可也無意更改，便想方設法，利用種種手段來達到目的。蘇轍嘗言：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製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神權、史官之權被士大夫充分發揮，猶如尚方寶劍，成為製約皇權的有力武器。

當然，重用由文人構成的士大夫集團，有助於加強本朝的中央集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權，減少了決策失誤，有助於統治的穩定。而絕大多數「士大夫」都懷有「盡忠竭力報效皇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等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另外，范祖禹說：「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必。」

表面上將祖宗貢得很高，什麼都是祖宗的，可祖宗都去世了，對祖宗的解釋權卻在士大夫，現在的皇帝幾乎一無所有。

士大夫的另外一種邏輯方式是：將重要權力，從皇帝手中剝離出來，賦予君臣之外的第三方——「天下」，然後士大夫再作為「天下」的代表，自然而然獲得此項權利。

理宗朝時，監察禦史曰：「政事由內閣則治，不由內閣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而私心。」而實際上，皇帝並不能與天下共之，因為當這種說法出現的時候，對皇帝的意見或主張一般是否定的。

也就是說，皇帝堅持或偏向自己的意見，就不是與天下共之，只有聽從臣僚的意見，才是與天下共之。

如果皇帝繼續執拗不變，不願聽從士大夫的建議或者意見，士大夫則以集體不合作來對抗，因為他們是天下的代表，皇帝顯然不能對抗全天下。如果僅有一兩人辭職倒心無關緊要，但一旦集體罷工，就無人治理天下了。

他們的出發點在於心繫天下，造福蒼生的理想和信念，如王禹偁說：「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理之得其道則民輔，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其天下乎」

認為皇帝不過是代為治理天下，民之向背最終決定由誰做代理人，這正是發揮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貴君輕」的思想。

簡言之，士大夫話語體系中，天下屬於皇帝本人時，更多強調其有天下的義務、責任，或者觸動其擁有天下的私心;天下不屬於皇帝的說法遠為普及，此時，更為著重的是擁有天下的權利，防止皇權逸出士大夫意圖之外。

但皇帝願意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