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長孺年小個不高，站在人群中似隱身了般。

他居然沒感覺到有太大的驚慌和恐懼，心下有一種迷之信心，相信困境之外的馮過能解此厄。呃，榜樣的力量麽？

有趣的是，被困的書院師生固然惶恐忐忑，卻也相信安危無虞。此乃白鹿洞書院啊，便是藩台大人蒞臨也是禮敬有加。不提堂長，一乾教書先生亦是進士出身的名儒，學適中亦有似楊長孺這般的名門子弟。若非腦子有病，誰敢去招惹這等文壇旗幟一般的存在？

他們卻是不曉，貿然入侵者命都即將不保，即便是天王老子來了也沒甚好顧忌的。

所謂文人，在花宣這些人看來……算個屁啊。

是啊，作為文人中佼佼者的馮過對文人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也是不解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吧。

這是個「與世大夫共治天下」的國度，「宰相須用讀書人」。士大夫政治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則是配合本朝的崇文抑武政策，造成人們對於讀書人的尊重，在社會上興起了讀書人應舉之風氣，上至官宦世家，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寄希望於科舉考試，乃至形成了「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的局面。

崇文抑武，文士巔峰。

但，經過百多年的發展變更，這種治政手段其實存在諸多矛盾。

嘗有閣老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必。」

表面上將祖宗供得很高，什麼都是祖宗的，可祖宗都去世了，對祖宗的解釋權卻在士大夫，而皇帝幾乎一無所有。

士大夫的另外一種邏輯方式是：將重要權力，從皇帝手中剝離出來，賦予君臣之外的第三方——「天下」，然後士大夫再作為「天下」的代表，自然而然獲得此項權利。

既然這些權利是屬於天下的，其實心就是自認為代表天下的士大夫的，如果沒按照士大夫的需要處置，士大夫就會指責皇帝徇私，將天下的公器作為私有，會導致亂政乃至亂世。

又有監察禦史曰：「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而私心。」而實際上，皇帝並不能與天下共之，因為當這種說法出現的時候，對皇帝的意見或主張一般是否定的。

也就是說，皇帝堅持或偏向自己的意見，就不是與天下共之，只有聽從臣僚的意見，才是與天下共之。

如果皇帝繼續執拗不變，不願聽從士大夫的建議或者意見，士大夫則以集體不合作來對抗，因為他們是天下的代表，皇帝顯然不能對抗全天下。如果僅有一兩人辭職倒心無關緊要，但一旦集體罷工，就無人治理天下了。

簡言之，士大夫話語體系中，天下屬於皇帝本人時，更多強調其有天下的義務、責任，或者觸動其擁有天下的私心;天下不屬於皇帝的說法遠為普及，此時，更為著重的是擁有天下的權利，防止皇權逸出士大夫意圖之外。

皇帝既然選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對士大夫的動向和支持特別在意。對於懦弱和能力有限的皇帝來說，「共治天下」有時成了他們的最佳裝飾。而較為強勢的皇帝，仍經常認為天下屬於自己，理所當然由自己負責。

如德宗皇帝就曾氣憤地指責：「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強佔，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以他的不滿其實道出了治天下之責任主體的問題，即天下所有權歸屬於誰，則誰理應負責其盛衰興亡。

士大夫大談共治天下之時，卻對失去天下頗為淡漠，可見他們內心裏心未必有所謂主人翁意識。相反，正如德宗所說，部分士大夫真正關心的只是完全屬於自己的私有財產。

是以，皇帝能不惱？要你們這些臣子又有何用？是佛祖派來搗蛋的猴子吧。皇權在爾等眼中只不過是刷名望的工具，真真可惡。皇帝也是有脾氣有追求的好吧，你不仁休怪吾不義，既如此，那就明牌了。

常佶便是這麼想的，所謂「六賊」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彥，皆是他寵信奸佞之臣——這當然是別有用心的人故意抹黑。

聽聽他們是怎麼說的，嗯，蔡卿六人互相勾結，排斥異己，民間稱「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說「六賊」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說吾派朱勔在江南一帶搜刮珍奇異寶、名花古木，橫行霸道，拆牆破屋、敲詐勒索，弄得民不聊生，以致於引發方臘之禍。

又說童貫、梁師成、李彥乃是當朝三大權閹，是吾之家臣，吾寵重爾等是不國不君、禍亂朝堂。

太監這個群體，先不去說他們的忠奸好壞，但他們都有一套超乎常人的厚黑心術，懂得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真是無所不能，有甚者更是權傾朝野，獨攬大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歷史上荒淫變態的太監頻見於史籍。太監遠在周代便已出現在深宮內庭之中，服侍帝王及其家族，到了東漢、昌、楚三代，已發展成為皇權卵翼下禍國殃民的一股特殊勢力。

歷史上那些有名的大太監，多數是禍國殃民的奸臣，是導致王朝覆滅的不安定因素。

如秦之趙高、東漢張讓、大昌高力士、秦楚李輔國，誅殺異己，指鹿為馬，獨霸朝綱，權傾天下，阿諛奉迎、翻雲覆雨，王朝覆滅正因他們而起。

哼，意思是聯用了梁師成、童貫他們幾個就會亡國唄，好大一頂帽子扣下來，好怕哦。這幾位乃是聯之家臣，與爾等府中僕從何異？早年祖宗有詔，王公卿相、庶民百姓家中合該仆婢幾人可是有定數的，可爾等可奉詔照辦了？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麽？荒謬。聯乃一國之君，莫非用幾個身邊信的過的人為聯分憂解難也需爾等批準？君君臣臣，若不然，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好吧，傲嬌的皇帝陛下不甘當「傀儡」了，誓要當家做主煥發新生。

矛盾不止君臣這一點，同樣重要的還有士庶之間的衝突。

魏晉南北朝時期以九品中正製重要選官制度，只看背景，不講德才，是那個時代選人用人的主流標籤，又稱九品官人法。

品評主要有三個內容：家世、行狀和、定品。定品原則上依據的是行狀，家世隻作參考。但晉以後完全以家世來定品級。出身寒門者行狀評語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門者行狀不佳亦能位列上品。於是就行成了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製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梁朝史學家沈約甚至說它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胄高卑」。但由於魏晉時充當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參預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者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故門閥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於是在中正品第過程中，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

由於九品中正製的存在著過多弊病，在魏晉南北朝三四百年間，政治上紛亂不已，階級矛盾尖銳，道德風尚敗壞，這一切也同它的實行是有密切關係的。

自昌以來，廢九品中正製而以科舉選士，似乎緩解了士庶矛盾，但這只是表象。

不論何時何地，社會始終是不公的，所謂的公平只是相對而言。階級，一直存在，只是當階級差距拉大到低階人民無法接受時，便會引發暴力對抗。

一邊不食肉靡，一邊食不果腹，會不產生矛盾衝突？

當然，像方臘、楊麽這種人之所以走上這條不歸路，乃是多方面因素促成，開初隻想著讓自己及家人過得舒心愜意些，還真沒多少權利掌控欲，慢慢的便被「民意」裹挾不得不一步一步向前。嗯，沒有後退可言。

罪犯之所以犯罪，既有主觀能動，且有客觀被動。孰是孰非自有定論，也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原諒，做錯了事就得接受懲罰，沒有任何條件可談。

官匪歷來站在對立面，士庶何嘗不是？

講真，某個時刻，作為文人的馮過甚至以此為恥。太平盛世倒還罷了，亂世時文人價值大抵只能是動動嘴皮子了——呵呵，唾液淹死敵人。

瞧著那夥堪比難民的「義軍」亂鬨哄雜亂無章的舉動，馮過也是醉了。一支軍隊想要與「強」字挨邊，令行禁止是首要條件，唯有統一的思想與行動、嚴守軍紀軍規，方能不斷提升戰鬥力。

不過，都說亂拳打死老師傅，「大聖天子義軍」這一番神操作還真讓追兵投鼠忌器，隻將書院圍了起來，不敢輕舉妄動。

英宣便似得勝將軍般桀桀怪笑，嚷嚷著讓人去整治些吃食來，絲毫不將追兵放在眼裏。

書院外松林前，一青年將領默默的注視著這一切，神色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