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時至今日，黨爭似乎已趨於平歇，實則只不過是表面風平浪靜內裡暗流湧動。

司馬光在變法時隱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是以廢除新法之徹底，不能不說他受到了自己數年來政治上鬱鬱不得志情緒的影響。

這……算不算是報復性的泄私憤？恐怕唯其自知了。

他把變法帶來的一切消極影響的責任全部推給了王安石，說他不顧大局，肆意妄為，說他的變法只會讓朝廷動蕩，百姓不得安生。接著全面否定了新法，新法被廢除。

而後，高太后對司馬光更加信任，甚至在司馬光死後，還將他的變法措施推行的更加徹底，並啟用了大批保守黨人接管朝廷要職，此即「元祐更化」。

在馮過看來，元祐更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鬥爭的過程，是新黨和舊派的權力之爭，也是對大定王朝國運的一次賭博，實際上就是歷史倒退的過程。雖然王安石新政有些措施較為殘酷，但對大定王朝來說，是一次進步。而元祐更化，對大定王朝來說，是一次嚴重的打擊，改變了中原王朝的歷史進程。

其中除了司馬光有「公報私仇」之嫌，另一位主導這次更化者更需譴責與批判，即高太后。

高太后出身將門，其曾祖為定初名將高瓊，祖父是名將高繼勛，母親是大定開國元勛曹彬的孫女。她對熙豐新法一直持否定態度，但因皇朝的家法，無法出面乾預。

她垂簾聽政後，便成了此宮廷中反對變法的後台，掌權後援引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馬光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反對新法。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高太后垂簾後，「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盡行仁宗之政」，盡量與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稱「元祐之治」，被認為是大定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樂的時代，堪比漢朝的「文景之治」和大昌的「貞觀之治」。

她本人崇尚節儉，以樸實著稱，恭勤儉度越前古，常對皇帝比喻：「一甕酒，醉一宵；一鬥米，活十口。在上者要盡量減少浪費，提倡節儉。」衣飾除朝會典禮，她在宮中常用補衣，不用絲錦。宮中膳食，隻用羊肉，因為羊吃草，不需用糧食。但牛因能耕田，嚴禁食用。她過生日的時候，禦廚別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兩道美的菜肴呈獻。她得知後，說：「羔羊在吃乳時期，殺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斷乳餓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傷天道，」即命將菜撤去並下旨不得宰羊羔為膳。她甚至還常到禦房，視食器刷洗是否乾淨，並戒以節儉以不可奢侈浪費。

她的弟弟高士林任內殿崇班時間很長，一直沒有升遷。理宗都覺得過意不去了，想升內弟的官，高後謝絕說：「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經是過分的恩典了，怎麼好援照前代推恩後族的慣例」後來皇帝三番五次要提高母親家族的待遇，打算為高氏家族修建豪華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應。最後還是由朝廷賞賜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錢，建造了房屋，沒用國庫一文錢。

她臨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請「加恩高氏」，給高太后族人封官晉爵，高太后不僅堅辭罷去，而且還將先朝定給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賞賜減去四之一。

她的兩個侄子高公繪、高公紀都該升觀察使，但她堅持不允。理宗一再請求，才升了一級。一次高公繪呈上一篇奏章，請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見奏召來高公繪問道：「你學識有限，怎麼能寫出這樣的奏章」高公繪說出了這是邢恕的主意並代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請，還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她雖然屬於保守一派，但卻有十分優秀的執政才能。執政期間，她勤儉廉政，勵精圖治，因此這期間政治比較清明，經濟也十分繁榮。可謂是：經濟繁榮，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後人稱高太后「臨政九年，朝廷清明，結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

然而，大定歷史上最激烈、最殘酷的黨爭也發生在這一時期，甚至從元祐時期一直延續到理宗親政後，在朝的大臣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變法派，都不可避免地捲入激烈的黨爭。這其中，複雜微妙之處難以言表，夾雜著許多無法說清的個人恩怨。

總而言之，因人易政的反覆變換使得民眾與官員無所適從，對未來惶惶不安，使不管好與壞的法律都效果大減，黨爭也進入不可收拾的餘地淪為意氣與仇恨之爭而非政策討論。

英宗親政，年輕的皇帝早對高太后不滿，決意要繼承德宗的遺志，推行新法。他重新起用變法的章惇、蔡卞、曾布等人，恢復新法。同時，將舊黨主要官員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貶官流放，將韓維等三十人貶官，已去世的司馬光、呂公著等人甚至被毀墓來追加懲罰。朝廷把元祐時期打擊變法派的人稱為「元祐黨人」，定「元祐黨籍」七十三人。在對舊黨不遺餘力打擊的同時，變法派內部也內訌不斷，相互間打壓迫害，黨爭已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政和七年，二十五歲的英宗病逝，崇寧帝即位，但大權在向太后手中。向太后是守舊派，變法派章惇、蔡卞、蔡京等人因此先後被貶，舊黨成員又陸續回到朝廷。當年七月，皇帝親政，他在曾布的鼓動下決意繼承德宗、英宗的變法事業，任用蔡京為相繼續變法。

蔡京打著推行新法的幌子，狂征暴斂，使得民不聊生。為了打擊反對者，他先把元祐間恢復舊法的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一百二十人定為「奸黨」，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石頭上，立在文德殿門口。接著又劃分所謂「正等」和「邪等」，把自己的黨羽列為「正等」，異己列入「邪等」。兩年後，蔡京又把他定的「奸黨」、「邪等」名單刪除一部分後，定為「元祐黨籍」，以司馬光為首共三百零九人，其中除了舊黨官員，也有章惇、曾布等變法派。然後他請皇帝親自書寫，刻石立在文德殿東牆，再由他本人抄寫，令地方各州、府刻石立碑，昭示天下。

說起蔡京，亦算是宦海幾度沉浮的大人物了。

常佶即住後，曾經的的變法派曾布、鄧洵武力勸皇帝推崇新法。常佶改元為「崇寧」，其意是追崇熙寧新法。

皇帝的想法改變，和下面官員所獻的《愛莫助之圖》有關，這幅圖仿效《史記》中的年表，按照宰相、執政、侍從、台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類，每類又分為左右兩欄，左邊為支持變法的，右邊為態度保守的。結果左邊的人名寥寥無幾，從上到下只有七人而已。右邊則密密麻麻排列著一百多人，滿朝公卿無不在列。

就是這副圖，讓常佶改變了主意，他當時有著改天變地的志向，他選擇了新法。而圖上這七人最上面的名字就是——蔡京。

崇寧元年七月，蔡京如願以償地成為內閣首輔。

不過，崇寧四年正月，天空出現彗星，電閃雷鳴，一聲霹靂將文德殿東牆上的元祐黨人碑劈為兩半。常佶大懼，他以為這是上天的震怒，於是在深夜時分偷偷命人將此碑徹底損毀。

蔡京知道後，十分懊惱，怒道：「此碑可毀，但碑上的人名則當永誌不忘！」

不過，新舊黨爭到了此時也以新黨摧枯拉朽般的大勝而劃上了句號，所謂的舊黨人員皆不再居高位，而「新法」也面目全非，與半山公的主張相去千裡也。

現而今的大定朝堂，形成了極「有趣」的局面，那便是宦官與權臣互為援引、守望相助，是那般和諧，可謂空前絕後也。

比如梁師成和王黼之間勾結，蔡京和童貫之間相互串通，都形成了比較穩固的聯盟。

宦官和輔臣的相互勾結，保證兩者的權力穩固，但是也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黨同伐異，宦官和宰輔可以肆意打擊那些不聽從自己命令的官員，從而掌握朝政。同時由於宰輔和宦官勾結阻斷了言路，這使得很多真實的情況傳遞不到皇帝耳中，造成皇帝對於局勢的誤判，這也是一大弊端。

崇寧朝以來，計有十人擔任三公三孤，宦官童貫、梁師成、楊戩就佔據了三個位置。童貫統領樞密院總領軍事，梁師成統領政事一如宰輔。在宦官的包圍下，常佶開始了盡情享受，比如艮嶽的修建就是由梁師成主導的，聚斂錢財的西城所是宦官楊戩主持的。這些工程和政策都使得民怨沸騰，以至於農民起義不止。

但是大定設置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製住了宦官勢力的極度膨脹，使得宦官在政治上始終沒有形成一定規模的政治群體，只能成為君主權威的代表，故而在梁師成和童貫登上歷史舞台之後，他們能夠憑藉君主的寵信成為左右朝政的大員，但始終沒有作為政治依靠的根基，所以他們的破壞力並不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