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一個深層原因是想藉此機會富國強兵，恢復漢昌故土，大定重文輕武的國家氛圍導致了軍隊的孱弱，在與遼燕、西寧的戰爭中處於劣勢。皇帝在變法初見成效便對外用兵就體現了這一點。這又與司馬光的價值觀產生了衝突，司馬光是一個典型的儒者。孔子曾經說過：「遠人不服則修文徳以來之。」司馬光的思想便與之相似，對敢於開疆擴土的君王反而會因為窮兵黷武的而受到批評。

特別是對屢次出擊匈奴的漢武帝。司馬光只看到了武帝因為與匈奴的戰爭導致國家人口銳減，國庫空虛，卻沒有看到匈奴在漢朝初期對中原的威脅，哪怕是漢朝統治者與匈奴和親的情況下，依舊連年犯邊，嚴重破壞了漢朝的生產情況。匈奴的威脅得不到解決漢朝就無法安寧，雖然武帝後期對匈奴的戰爭有點過度了。

他說「為天子應當撫之以四夷」，這裏的「四夷」便包括了西寧和遼燕。因此，即便西寧和遼燕的燕雲十六州是中原故土，但在司馬光看來，這些領土不屬於大定已是既成事實。

但這種價值觀是不利於國家發展的，國家重文輕武，導致軍隊戰鬥力弱，在對外戰爭中勝少敗多。先不說西寧和燕雲十六州是漢昌故土，即使那不是漢昌故土，也應該出兵將其佔領，因為它們的地理位置特別重要，關係到大定的戰略生存空間。

當年，支持變法的皇帝駕崩後，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等昔日的重臣們又得以重新掌政。當時曹太后已死，理宗尊祖母高氏為太皇太后，尊德宗皇后向氏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為皇太妃，軍國大事由太皇太后暫時處理，一切按照真宗皇后劉娥聽政的先例辦理。

高太后垂簾聽政後，立即起用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她先是召回被變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馬光。隨後，高太后廢除了德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將因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貶謫的舊臣都召回京師，分別重用。

熙寧元豐年間，有一批重臣因為反對變法而被罷官，包括文彥博、司馬光、范純仁等人。這些人被免職後，與在洛陽的一些士大夫往來十分密切。當時洛陽有名士邵雍、程顥、程頤等人，均以道學家自居，文彥博等人待之如上賓。富弼、司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會的故事，經常集中在一起，賦詩取樂。他們隻按年齡大小排列順序，不按官職高低來論資排輩。他們在經常聚會的地方專門修建了一所房子，將他們十三人的像全部畫在房子裏面，當時人稱之為「洛陽耆英會」。這些「洛陽耆英」十分喜歡接納賓客，經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談論一些趣聞軼事或國家大事，然後喝幾杯酒，吃一頓便飯，號稱是「真率會」。洛陽人敬重這群人的學識和風度，也十分羨慕他們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會之時，總有不少人圍觀，竟然由此成為洛陽的一大景觀。

這算是藏愚守拙？還是傳承魏晉遺風，匿小閣自成一統？

馮過對這種文人抱團的現象是敬謝不敏的。

兩晉之時，好清談者，有文人學者，也有王公貴戚，有文武官員，也有風流皇帝，甚至連望族婦女也卷了進去，可見其風之烈。

到了南北朝時期，清談之風仍然很厲害，以至連當時比較有為的統治者宋武帝都不能擺脫其俗：

「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

魏晉時代，武將尚清談的還不多見，到了南北朝也有了，「家世為將」的沈演之就是其中的一個：

「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

魏晉南北朝的這種清談之風，危害極大，在它的影響之下，士族階層中形成了一種隻圖享樂、不負責任的壞風氣：

「立言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

如此風氣，使得當時「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傷風敗俗，誤國誤政，莫此為甚。

清談之風幾乎蔓延到整個官場，大部分上層官吏都「屍祿耽寵，仕不事事」。《梁書》載有姚察的一段論述：

「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尚書承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

尚書丞郎以上的官吏，都是朝廷的要員，是協助皇帝處理政務或主管中央政權某一部門的高級官吏。這些人身負如此重任，然而卻都是些「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的屍位素餐之徒。

令史，魏晉之時是郎以下掌文書的官職，大概相當於現在的秘書。當官不理政，一切事務都由秘書來辦，豈有不出亂子的道理？

從魏的正始年間起，一直到南朝最後一個朝廷的最後一個皇帝陳後主止，三百多年裏，各朝各代的大臣中，就連所謂治世能臣、都不關心庶務，把他們應管的事都推給下邊的人去辦，更不消說那些地道的碌碌庸才了。

正由於有這種不知醒悟的清談，因而出現八王之亂，永嘉之難，造成烽火四起，五胡亂國的局面是勢所必然的。

可以說，西晉王朝是直接亡在這些在其位不謀其政、食其祿不盡其職的清談家們手裏的。

梁元帝失敗前又是焚書，又是斷劍，又要自殺，出盡了洋相。有人問他「何意焚書」，他回答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真是置生死禍福、社稷安危於不顧，惟知清談了。

而魏晉南北朝士家大族的清談家們，大都是一些享樂至上的官僚權貴。他們在生活上追求的是恣意揮霍，縱情享樂，醉生夢死，無休無止的狂歡，不受約束的放蕩，名曰「曠達」。

這種「曠達」，是清談家們所要達到的最高目的。而清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是他們為了掩飾享樂，填補由於過分的物質享受而造成的精神空虛之舉。因此，立言玄妙，處官雅遠，奉身曠達，是三位一體、不可分割的。

如何晏縱慾好色，貪財荒淫，「食五色散」，行為極其乖張。王衍熱衷名利，貪鄙無恥。而整個士族集團則不但尚清談、尚雅遠，而且比富鬥闊，奢侈成風。

立言玄妙不務實，處官雅遠不事事，奉身放蕩不檢點，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共同構成了魏晉南北朝清談之風的表裏。

當然，司馬光等人算不上清談，大抵就是聚在一起發發牢騷倒倒苦水抨擊抨擊「誤國傷民」的新政變法，都是飽受打擊、被排擠出權力核心層的傷心落寞人。簡而言之四個字：抱團取暖。

嗯，德宗薨，司馬光從洛陽進京奔喪。衛士見到他，都致敬行禮。老百姓在道路兩旁歡迎他，高喊著：「無歸洛陽，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問他當務之急，他上了好幾篇奏劄，歸納起來，一是廣納諫言，一是廢除新法。尤其對新法，他持全盤否定態度，認為變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興害除利」。

不久，司馬光以首輔入朝，呂公著也以次輔被召。這時的蔡確與韓縝是閣臣，章惇是知樞密院事，他們都是變法派。司馬光執政以後的第一道劄子就是《請更張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藥，認為必須全部廢止。

與此同時，舊黨還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章惇曾對司馬光恢復差役法的主張一一進行批駁，反變法派動員全部台諫力量，對章惇屢加擊逐，直至被迫賦閑，貶至嶺南。

列為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其中蔡確寫《車蓋亭詩》，以為皆涉譏訕，貶死於新州。變法派人人懷自危，惶惶不安，呂惠卿在謫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

更為離譜的是，司馬光決定不再對西寧動武，而採取「和」的方式。

怎麼「和」呢？他提出了兩個方案。

「以臣愚慮，於今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一是歸還河湟開邊以來從西寧收復的領土，二是禁止私市。

歸還侵地，成為司馬光的第一考慮的上策，「上策欲因天子繼統，曠然赦之，歸其侵地，與之更始。」

他提出的具體方案是，「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元系寧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

在討論的過程中，文彥博等人甚至要將蘭州等地一併送給西寧，保守派的看法是，「謂如竊人之財，既為所執，尤不與之，可乎？」

他們將河湟開邊以來收復的中國故地，比喻為偷竊人家的東西，現在西寧來要，自然要還給人家。

對於司馬光文彥博等人的棄地行為，有些大臣強烈反對。「自靈武以東，皆中國故地，先帝興問罪之師而復之，何乃借諭如是！」、「六國諸侯割地以予秦，時猶以為恥，安有以天下之強盛，而棄地以悅外國者哉？」

在大臣的反對下，司馬光放棄了捨棄蘭州的想法，但仍舊將米脂、浮圖、葭蘆、安疆四寨還給了西夏。

這其實也不是單純的懼敵，而是舊黨們認為當時大定的戰爭軍費開支太高。但這些軍費收入則是來源於王安石變法中的政府收入，比如青苗法等，但是舊黨執政，盡廢新法，政府收入來源有限，就沒有那麼高的財政收入來支持軍事行動。

而如果西寧首先挑釁發動戰爭的話，會拖累大定的經濟民生，耗費巨大，不如早點歸還西寧土地，避免戰爭。

這種想法……嘖嘖，一方面自欺欺人，認為歸還土地，西寧就不入侵，更主要的就是黨爭的原因，舊黨執政，就要推翻新黨的一起作為，不管對錯，廢除新法，歸還土地，顯示出舊黨執政方針的正確性。

在馮過看來，司馬光的光輝形象在道德文章上，賣國倒是不會，可不管出於什麼目的，為國家安全計也好，這個割地歸土的政策實在是不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