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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定河山》第二百六十三章 學術之爭
學術之爭乃是情理之中,畢竟史書史書只是後人記錄之事,這其中因政治需求或個人喜惡總會有失偏頗,各種版本的史書都有出入,該如何認定?終究還是看個人選擇。三觀不一,政治立場不同,便會有不同的認知。

荀彧是忠是奸之爭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爭論從一開始就沒有停過。

馮過也算是知道那個時空為何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會有好些處「錯誤」了,大抵是因為爭論過多必須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以撫慰那批參與者吧。嗯,主編是司馬光,協修是劉恕、劉攽和范祖禹,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且有眾多「無名之輩」參與其中。

另外,不止《資治通鑒》有錯訛之處,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也不是無暇美玉,其中有紕漏之處,比如:

一、關於秦始皇出兵匈奴的記載:「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史記.秦始皇本紀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史記.匈奴列傳

二、關於韓信請封齊王的記載:「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史記.淮陰侯列傳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史記.田儋列傳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史記.樊酈滕灌列傳

「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史記.陳丞相世家

《晉書》的紕漏之處舉例:

《晉書·文帝紀》記載曹髦被殺之後,成倅兄弟的結局是「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而《荀勖列傳》中荀勖的上表卻又稱「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也就是荀勖的上表體現出成倅並未被誅滅三族,兩條史料自相矛盾。

而《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鑒》本身也有很多錯誤:

如對雲台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將「特勤」誤為「特勒」,《資治通鑒》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鑒》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

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

《資治通鑒》卷一:安王五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而同為《資治通鑒》卷一,記載周烈王五年:「韓嚴遂弒哀侯…嚴遂令人刺韓廆於朝」。

司馬光此處將「嚴遂」、「韓嚴」二人誤當成同一人。

《資治通鑒》記載:「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而《晉書》則記載:「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由於後趙實行部落兵製,其絕大多數軍隊由胡人組成,各地高級將領也絕大多數是胡人,李農和冉閔則是唯一的例外,而且此時李農冉閔也不在地方上,且不說各地的「趙人為將帥者」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他們也根本無法誅殺胡兵,因為軍隊絕大多數是胡人,他們手中根本就沒有用來誅殺胡人的優勢兵力,所以《資治通鑒》的記載是無法成立的。

《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鑒》記載為「大安」。

舍《史記》的紀傳體,未據《紀年》詳加考查,隻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跡相同,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

其中的很多內容,是道聽途說,如「王莽毒死漢平帝」,這是新莽末年起義者所編造的謠言,被司馬光等人當做信史來寫,是很不負責任的。

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隻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隻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之類多矣。」

等等。

另外,《資治通鑒》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鑒》著重於政治與軍事的著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製」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通鑒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

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等,《通鑒》皆不取,但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采之,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隻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

《通鑒》寫白居易很多,因為他是翰林學士,多次上書,時時評論朝政。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

《資治通鑒》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毀佛事件;記陳群的九品中正製,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

所以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有些事還需自己去審讀判斷。

作為小字輩的馮過識趣的很,並不參與爭論,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嘛。費懋中也好,綦崇禮也罷,還有劉攽,爭論代表著治學嚴謹,他倒是從中學到了不少。

不過,他也有刷存在感,時不時的令旁人眼前一亮,稱讚狀元郎果然文采斐然。

譬如:

聰明流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

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功而遂。

英雄無用武之地。

明者銷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

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明者,銷禍於未萌。

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

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

諸如此類。

劉攽便大為讚歎,不吝譽美之詞。

昌楚時,國子監(學)直講掌佐博士助教,以經術講授。

本朝初國子監有講書,淳化五年改直講,以京朝官充任。皇祐四年規定以八人為額,須年四十以上,通明經義,行為端莊,堪為生徒模範,並選擇進士及九經及第者相參薦舉,每人各專一經,教授諸生。熙寧四年,規定直講以十人為額,二人共講一經。元豐三年改國子監博士。

是以,直講也即博士。

劉攽乃江西樟樹人,出自詩書世家,祖父劉式,南唐時舉進士,入定後,官至刑部郎中。父親劉立之與叔伯四人俱舉進士。

劉攽與兄劉敞同舉明宗慶曆六年進士。歷仕州縣二十年,始為國子監直講。

劉攽學識淵博,與兄劉敞齊名。歐陽修稱其「辭學優贍」、「記問該博」。蘇軾在草擬劉斂任中書舍人的製書中稱讚他「能讀墳典丘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劉攽著作極為豐富,最有代表性的史學著作有《東漢刊誤》四卷、《漢宮儀》三卷。

也正因其於漢史有著專深的研究,此次方入選《漢紀》編撰團隊。作為漢史最為精通之人,劉攽對馮過的評價不可謂不高,大定最年輕的狀元郎的確才華橫溢、令人嘆服。

馮過自是謙言不已,心下卻是惘然。

那個時空,劉攽可是牛人哪。

劉攽與王安石要好,每相遇,必交談終日。一天午後,劉攽到時任參知政事的王安石府上拜訪,王安石恰好在用餐,遂讓小吏引去書房歇息。劉攽落座後,見書桌硯台下壓著一份文稿,好奇地取出一看,原來是王安石草擬的一篇《兵論》。劉攽記憶力強,過目成誦,這篇文章看一遍就記住了。又一想,自己以下屬身份拜見宰執大臣,就這樣隨隨便便坐在人家書房裏,似乎不合禮數,隨即退出書房,在外面的廂房候著。

王安石吃完飯出來,見劉攽還在外面獃著,便邀請他去書房坐,兩人天南海北,交談甚歡。其間,王安石問:「先生最近有什麼大作?」劉攽回答說:「近作《兵論》一篇,不過才完成草稿。」王安石好奇地追問:「文章都有哪些觀點呢?」劉攽暗笑,便把剛才看的王安石《兵論》裏的觀點複述了一遍。王安石不知道劉攽看過自己的文章,他又一貫以文章推陳出新、不入流俗為傲,聽到自己的文章與劉攽說的觀點一致,內心十分沮喪,好一陣沉默後,慢慢從硯台下取出自己的草稿,當面撕了個粉碎。這個喜歡下套的劉攽,玩笑間卻讓王安石的文集裏,從此失去了這篇也許是經典之作的《兵論》,真是害人不淺。

嘖嘖,就問你牛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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