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空，劉攽與王安石雖然交情甚好，但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卻非常堅決。他多次上書宋神宗，反對變法，還寫了一封信給王安石，直指新法尤其是「青苗法」在施行過程中的弊端，王安石卻絲毫不為所動。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富國利民，因此，言談中往往「利」字當先，這為許多清高的士大夫所鄙薄。有一次，同僚閑談，有人向王安石獻計說：「放掉八百裡梁山泊的水用來造田，當獲利無窮。」有思維慣性的王安石沒意識到這是人家拿他開涮，興奮地問道：「那梁山泊的水何處可容呢？」劉攽在場，立馬接上話茬兒，一本正經地說：「在梁山泊的旁邊，再掘一個八百裡泊，就可容了。」王安石聽後大笑，幡然醒悟。

除此之外，劉攽說話，常常出人意料，幽默中見智慧，奇崛中見鋒芒，鞭辟入裏，一針見血，次次把同僚譏諷得體無完膚。他曾在門下省任給事中一職，這是一個給文件把關的職位，皇帝下詔、大臣上書，如給事中認為失宜或者錯誤的，會提出駁正。當時，侍讀學士鄭穆以年老為由提出退休申請，申請傳到劉攽手頭，他問同僚，鄭學士今年高壽？回答說七十三歲。劉攽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才七十三歲，那千萬不能同意他的退休請求，且讓他留到八十四歲。」原來，在宋哲宗的邀請下，已年過八十、退休多年的老領導文彥博又重新出山，擔任宰相。然而宰相是朝廷重臣，需要思維敏銳、精力充沛，一個頭眼昏花、行將就木的耄耋老人，如何能處理好軍國大事呢？劉攽此語，實際上是譏諷文彥博屍位素餐、貪戀權位。後來，文彥博聽說了，「甚不懌」，非常不高興。

他又與蘇東坡來往一生，最為投契，堪稱金石之交。兩人經常在一起詩酒唱酬，樂不知返。劉攽晚年患風疾，也就是麻風病，鬚眉脫落，鼻樑斷壞，但這並沒有影響他與朋友們吟詩暢飲的雅興。一次，幾個好友在劉攽家聚飲，席間商定套用古人聯句相戲，輪到蘇東坡時，他改了劉邦的《大風歌》，拿劉攽的病相打趣說：「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樑。」劉邦與劉攽發音接近，而翻改的聯句既合韻律又合情境，聞者紛紛笑倒，唯獨劉攽悵恨不已，他恨的不是病情遭到戲謔，他恨的是戲謔了別人一輩子，人之將死，卻被蘇東坡狠狠地戲謔了一回。顯然，鬥嘴敵不過、鬥智拚不贏，這才是他最在乎的。

但這個時空，王安石、蘇軾皆逝去，劉攽卻正當壯年，架空就是這麼不講理。

修史的日子既枯燥又充實，於馮過而言，翰林院有著全大定最豐富的藏書，藉修史之名可是借出了不少孤本典籍，精神世界異常飽滿。

轉眼到了八月，馮居庸夫婦帶著馮辸、馮迅轉回上饒，馮去疾見書局生意穩定下來也離開京師，偌大的馮宅空曠了許多。

倒是陳亮的夫人帶著兒子來到汴京，暫住在馮宅，算是填補了「人氣不足」的空缺。嗯，陳夫人喚作何淑真，義烏官塘人何恢次女。與陳亮生有五子二女。陳沆、陳淪、陳沃皆已成親，四子陳渙被「操作」進了國子監，五子陳涵尚幼。長女陳繆，嫁適同裡邑庠生朱潤；次女陳繒，嫁適同裡邑庠生吳合。

七月，兩浙連遭旱災、蝗災，繼發瘟疫，吳越飢疫死者近半，以越州災情最為嚴重。時任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的趙抃，臨危受命，赴任越州知州。趙抃視察賑災發現，各縣官府均頒佈告示，嚴令禁止哄抬米價；大米受製於平價，人人皆能負擔，可饑民依舊漫山遍野，而獲捐餘糧幾乎耗竭，官糧又調配遲緩，災情毫無緩和跡象。趙抃上奏朝廷請求從外地調糧平抑糧價、賑濟災民。

糧食糧食，又是糧食。

這幾年災害不斷，河決恩州清河埽；京東西兩河等地水災；江南乾旱、蝗蟲成災；河東地震，等等。

處處賑災，委實令朝廷疲於奔命，這趙抃被委以重任就不能好好的解決此事？仍是申請調糧賑災？可朝廷也沒有餘糧哪。

自然災害頻仍，極端天氣不斷，艱辛困頓的自然只能是廣大的底層百姓。

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寒冷時期，發生在西周時期，歷時大約三百年左右。據竹書記年記載，武王伐紂滅亡商朝的同時，順便將虎豹等猛獸趕出了中原，使中原百姓恢復了安定的生活。但事實上，猛獸並不是周武王趕走的，而是因為天氣寒冷，主動退出了中原地區。第二個寒冷時期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歷時大約六百年，齊民要術中記載了當時北方樹木的發芽時間，要比現代晚了半個月左右，可見當時冬季之漫長。第三個寒冷時期便發生在大定，歷時百餘年，北方大雪漫天，江南洞庭湖等湖泊全部封凍，黃河封凍也是常態。

雪災、水災、旱災、蝗蟲、黃河決堤，接踵而至的災害置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並加劇了貧富分化。

就譬如糧食，雖然朝廷在各地都設有常平倉，但一旦遇到災害，儲備糧便無異是杯水車薪。事實上，糧食多囤積在糧商及豪門大戶手上，普通百姓家裏存糧極少，一旦遇災便難以為繼。

世上不缺善人，但更不缺奸商，災害來臨之際，能指望他們競相出手賑濟？

工部、戶部這兩個職能部門也無有應對良策，乾脆裝死甩鍋，極力要撇清乾係或者說減輕責任。

那個時空，馮過是經歷過飢餓的，感同身受，第一時間聯繫馮去疾購糧捐給災區，算是盡一份心力。

他又想起那個時空救災二事，一是范仲淹，一是趙汴。

吳州、兩浙路爆發大飢荒，杭州災情特別嚴重。當時在杭州就職的范仲淹，先下令散發米糧賑災，並鼓勵百姓儲備糧食。

他發現吳州民俗喜好賽舟，並且篤信佛教。於是他就鼓勵百姓舉行劃船比賽，自己也日日在湖上宴飲。從春至夏，當地百姓幾乎天天都扶老攜幼在湖邊爭看賽船。

另外，他又召集各佛寺住持，對他們說：「現在飢歲荒年工錢最是低廉，正是寺院大興土木的大好時機。」於是各寺廟住持都去募工興建寺廟。他又募工興建官家穀倉及吏卒官舍，使得每天募集的工人數多達一千。

做了這二件事情後，范仲淹就把糧食的收購價格提升到了一鬥糧食一百八十錢（之前是一百二十錢），大家都不明白他的做法。范仲淹來不及解釋，接著命令部下沿江多張貼榜文，詳細描述了杭州飢荒的情況以及米價上漲的行情。

糧商們聽說後，便爭先恐後地往杭州運糧，認為到杭州可賣個好的價錢。但當糧食聚到一起後，范仲淹立即將米價降到原來的價格，緊接著又降到一鬥一百錢，這讓百姓們不僅能買到低價的糧食，而且得以順利度過飢荒。

朝中台諫官員為此事彈劾范仲淹，說他不體恤荒年財政困難，竟鼓勵百姓劃船競賽，還在寺院大興土木，既勞民又傷財。

范仲淹上奏給出了謎底：「臣所以鼓勵百姓宴遊湖上，寺院、官府大興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餘錢可花的百姓，嘉惠貧苦無依的窮民，使得靠出賣勞力生活的百姓，能依賴官府與民間所提供的工作機會生活，不致背井離鄉，餓死荒野。」

兩浙路又有災荒，「米價踴貴，飢死者相望」。諸州政府為平抑糧價，皆在「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米價雖然控制住了，但市場上卻沒有多少米可以出售。當時在越州任太守的趙抃，則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貼出公告，宣佈政府不抑糧價，有多餘糧食之人儘管「增價糶之」，想賣多少價錢就賣多少價錢。如此一來，各地米商見有利可圖，紛紛運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糧供應充足，米價也跌了下來。

這則故事記錄在明代馮夢龍編撰的《智囊全集》中。馮夢龍講完故事後評論說：「大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趙抃）真曉人也。」而對「禁人增米價」的政府行為，馮夢龍則諷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趙抃比俗吏的高明之處，是他不迷信政府權力的「看得見的腳」（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正好諳合經濟自由主義。

二人救災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馮過查了查，這個時空並未有相似之事發生。

雖然「增價糶米」用以賑災貌似荒誕，但確是切實可行的，且見效極快。一念於此，馮過當即就此事寫下條陳去找大領導費宏，詳細解說其中奧妙。怕費宏一家之言難以讓上頭拍板，他又連續拜訪了資哲、辛棄疾、楊廷和、李格非，力推此事。

利國利民，自需用些心思。至於能不能成功，那便不是他所能決定的了。

他又鋪開紙，端端正正的寫下：

「救荒活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