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寧四年七月，皇帝常佶下令由宦官童貫總領熙秦七軍及吐蕃首領董氈領兵三萬出熙河；宦官王中正率領河東兵六萬出麟州；種諤將鄜延及畿內兵93000出綏德；外戚高遵裕率領步騎87000出環慶，大定五路伐寧，欲畢其一功於一役，舉全國之力，將西寧從版圖上抹去。

五路大軍，兵力三十五萬，加上民夫一共五十六萬人，比太宗的雍熙北伐還要多十五萬人，換言之，這是大定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崇寧帝將所有本錢都壓在了這場戰爭。

五路大軍有三位統帥，分別是宦官童貫、王中正，和大衙內高遵裕，名將種諤、劉昌祚雖說也單獨統率一路，但要受到主帥節製。

在戰爭初期，定軍就像打了雞血一般，攻城略地、勢如破竹，並在野戰中多次將西寧騎兵殺得狼狽不堪。

童貫一出戰，就在龕谷城大敗西夏部隊，並搶奪了大量糧草，之後攻下蘭州。他所轄的熙河軍團是西北軍中最強的，西寧軍隊根本不是對手，童貫部更是衝上了天都山，一把火燒了西寧的皇宮。

種諤的鄜延軍在米脂城外擊敗了梁永能八萬大軍，斬八千首級，奪馬五千匹，先後奪取米脂、銀州、夏州、鹽州。

寧寧戰爭中，大定一直處於劣勢，西寧騎兵很強，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戰役中，定軍敗得一塌糊塗。然而，在此次征伐西寧之時，定軍一改常態，不僅悍不畏死，更是在野戰中殺得敵人膽戰心驚。

朝廷的作戰計劃，原本是讓劉昌祚、高遵裕入境後合兵進攻，而劉昌祚進入戰場後，發現環慶軍沒有跟上來，劉昌祚只能單獨作戰，當然了，涇源軍很強，根本不畏懼任何挑戰——

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裡，遇夏人三萬餘眾扼磨臍隘口，不得進。

之後，高遵裕將涇源軍繳獲軍糧全部拿走，自己率軍進攻靈州……

寧軍掘河水灌定軍後，定軍潰敗之時，高遵裕還令劉昌祚殿後，糧道被截，涇源軍損失慘重，定軍只能全線撤退。

又過旬日，種諤的九萬人馬因寧人堅壁清野，減員嚴重，只剩三萬餘人；王中正部傷亡兩萬餘人。童貫部由於小心謹慎，全軍而還。

五路定軍總計傷亡二十餘萬兵士、民夫，可謂慘勝。

此戰定軍隻佔領了銀、石、夏、宥諸州和橫山北側一些軍事要點，使西定在橫山沿邊地帶不敢耕者二百餘裡。但相比於消滅西寧的初衷，戰果確實一般。

為此，東京兵部尚書辛棄疾及一乾有志之士總結戰況始終：

一、五路大軍缺乏統一指揮，相互掣肘；二、五路大軍出動，地形限制，後勤補給跟不上；三、大定軍隊戰鬥力普遍比較弱，戰鬥力不強；四、戰爭後期，西寧軍隊反彈厲害，充分利用地理、氣候優勢，堅壁清野、水淹、氣候寒冷，形勢嚴重不利定軍。

事後諸葛亮也好，馬後炮也罷，至少辛棄疾幾個面對直視且用心總結了戰爭得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不斷的總結方會有成長進步。

但滿朝文武也只是他這區區數人發聲，絕大多數臣工盡皆失聲，噤若寒蟬，將此事視為雷區，不敢稍提。

早前不是對官家多有怨言嘛，總說皇帝過分追求奢侈生活，在南方採辦「花石綱」，在汴京修建「艮嶽」，尊通道教，大建宮觀，自稱「教主道君皇帝」，並經常請道士看相算，酷好藝術，工書善畫，能詩擅詞，精通音律……但大定需要的是一位勵精圖治有雄才偉略的皇帝，而非「天縱將聖，藝極於神」的藝術家。

好了，皇帝終於在你們一番貌似義憤填膺忠貞清介的言詞攛掇之下大興刀兵，什麼收復失地振我國威，什麼覆滅異族鼎定河山，那叫一個熱血沸騰激情澎湃，結果呢？

「和平共處」才是百姓福祉，「養強兵而不用」才是國家發展強大的保障，這是定律。止戈為武乃為國之上策，歷史已經多少次證明了，窮兵黷武是國破的先聲。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

窮一國之力，卻遭反噬，戰爭投進去的巨額錢財不提，還傷亡十餘萬軍士、百姓，這責任該誰承擔不需多說。

事到而今，唯有總結經驗教訓引以為戒避免重蹈覆轍，更需深挖造成此困境的因由，要從源頭扼止。咱大定雖然富庶，萬民臣服，但國際形勢不容樂觀，為求和平，外交之道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若有人為了一己私慾而居心叵測要破壞這來之不易的和平穩定，此乃國之罪人也。似此等禍國殃民之輩需狠狠地懲治以為後人明鑒。

簡單的說，像辛棄疾、李綱這些個主戰派應該被揪出來開批鬥審判大會。

哦，你說童貫也是主戰派，有嗎？這個可以沒有，或者……真沒有。

沒眼力見的，童道夫是官家的心腹，雖與蔡相有些矛盾但終究是同道中人，將他列入主戰派「鞭屍」，腦子哇塌了伐？

其實，本朝開國之初就出現了兩個階層，即世襲功勛貴族和科舉出身的清流。

自此，但凡清流出身的官員多是主戰派，但凡貴族出身的官員多是主和派！清流出身的官員主張改革，如寇準、范仲淹、王安石，章惇；貴族出身的大多反對改革，例如王若欽、呂夷簡、司馬光。當然清流們一旦成為新貴族就馬上變成主和派和保守派了；例如富弼、韓琦。

所以改革、保守；主戰、主和同忠君愛國，同思想進步毫無瓜葛，純屬世襲貴族和寒門官員之間的博弈而已。

有趣的是，都說文官死諫武將死戰，此時卻變成儒生好戰，和武人更換了立場。而且往往在時局危難、需要武人鎮定局面的時候，書生卻表現得尤其好戰，慷慨激昂。

從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在大定以前，王朝的軍隊都是由專業軍人，也就是武將們統率的。在那個時候，文官如果想要插手軍事，只有披上鎧甲，親自參軍。

到了大定，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皇帝為了避免出現武將擁兵自重、藩鎮割據的局面，把軍隊的調撥權、戰略的決策權都交給朝廷裡的文官。

這些文官對儒學和道德倫理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具體的戰略戰術，在戰爭中更關注的是名節，因此，試圖在政策和軍事戰略上逼迫武將出戰。武將們基於實際軍事力量的考慮，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張，卻被貶斥為懦弱、賣國。

結果，本來應該由武將拿主意的戰略戰術，被外行文人一攪合，很難取得好的效果。大定百五十年，在軍事上屢屢受挫，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個原因。

而發展至今，所謂「戰、和之爭」其實可視為新舊黨爭的延續和變化，一脈相承，讓這貌似繁榮昌盛實則風雨飄搖的國度愈發的搖搖欲墜。只不過，能看到此節之人實在是少之又少，一旦公然發聲定被視為危言聳聽妖言惑眾的異類。

朝堂上的明爭暗鬥，五路伐寧後埋下的深度隱患，馮過這個「異類」不甚明了，於他而言，當務之急是鄉試。

首場考罷，他自我感覺良好，卻沒有與徐元傑劉幾有過多交流，隻簡單的聊了聊便各自休息。鄉試可是門體力活，九天六夜且有得熬呢，趕緊休息。

是夜，他美美的睡了一覺。

十一日考二場，有了首場的經驗，哥仨並沒有早早的到貢院候場，臨近午時方用罷膳食斯斯然步行過去，近兩個時辰檢錄入場後，又重複了初八日的操作。

其實，首場後便有三十餘考生失去了本次鄉試再考資格，除了作弊被查，更多的是答卷出錯犯忌——

「卷首書姓名、籍貫、年貌、出身、三代、所習本經。試卷題字錯落，真草不全、越幅、曳白，塗抹、汙染太甚，及首場七藝起訖虛字相同，二場表失年號，三場策題訛寫，暨行文不避廟諱、禦名、至聖諱，以違式論，貼出。」

考生試卷首頁書寫姓名、籍貫、所習哪一經等詳細信息，這部分在閱卷過程中是要被彌封的，其中對於考生試卷和字跡及行文規範也做了具體的要求。試卷書寫潦草，楷書、草書夾雜，交白卷，塗抹太過有汙跡，在試卷文字上留下特殊標記，行文中不避諱皇帝父、祖的名諱，皇帝以及聖人的名字都屬於違規行為，收卷和閱卷的官員在評閱試卷的過程中，會把考生試卷中的訛錯、違式處用貼標籤的形式明確指出，而被貼出的考生名單一般用藍榜張貼於貢院外，這些考生即被取消考試資格。

馮過自是不會犯這些低級錯誤，藍榜是萬萬上不得的。

次日，二場考題牌豎出，考生們趕緊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