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就是名著，《西遊記》出現在這個道教盛行的時空，一經推出便風行開來，影響甚劇。

不多時，雖然全書遠未完本，卻已引發多方面關注，紛紛討論其內核思想。

大部分人認為，此書主題的表現將全真道的教義內涵被發揮的淋漓盡致，許多術語和詩詞均來自道教內丹學經典。顯而易見的是，作者乃是一位精通儒、釋、道三教以及金丹學、易經八卦、陰陽五行、中醫經絡等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所表達的一定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髓，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套完整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來表現自己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委實了得。

小說中的人物、情節、主題幾乎多數是從道教全真道經典著作《性命圭旨》等書中脫胎的，內容是假借取經故事而宣揚金丹大道。

但也有人認為，從《西遊記》中鈎稽出《參同契》的奧秘，泄露了《悟真篇》的天機，在佛教取經故事的外衣下，實質是宣揚三教合一的性命之學。

但有一點是公認的，作者運用浪漫主義手法，翱翔著無比豐富的想像的翅膀，描繪了一個色彩繽紛、神奇瑰麗的幻想世界，創造了一系列妙趣橫生、引人入勝的神話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孫悟空這個超凡入聖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在奇幻世界中曲折地反映出世態人情和世俗情懷，表現了鮮活的人間智慧，具有豐滿的現實血肉和濃鬱的生活氣息。《西遊記》以它獨特的思想和藝術魅力，把讀者帶進了美麗的藝術殿堂，感受其藝術魅力。

有人便如是評論：「《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心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製，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總而言之，《西遊》一出、轟動文壇。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此書在瓦舍已有說書人在講說，引發市井之間口口相傳，真正做到了老少皆宜、男女通殺。

汴京城內娛樂場所多，分佈範圍廣，且佔據了城內商業中心和繁華地段。瓦子、勾欄、酒樓、茶坊多分佈在馬行街、潘樓街、朱雀門外街巷、舊曹門外街巷、宋門外街巷等這些商業區和其他交通要道旁。

就瓦子來說，像桑家瓦子那樣可容納數千人的大瓦子，除了有勾欄經理人之外，管租金和收益的財務人員、管場地出租和倉儲的管理人員、負責演出策劃的設計人員、負責廣告的宣傳人員以及各種夥計。

勾欄瓦舍裡的「說話人」在表演節目時，不僅可以做到所述內容豐富，還能保證「說話」的方式的優雅性和觀賞性。除了說話時要做到繪聲繪色，說話人一般也是學識淵博、博古通今。

他們所講述的書裏面大多包羅萬象，書裏面各種不同的人物，故事中出現的人名、風俗等不僅都要記得一清二楚，還要做到表演時模仿的惟妙惟肖。如此這般，可以說是在滿足市民階級觀賞休閑目的的同時，「捎帶」地也做了文化普及。

流行的諸多書目則主要有「靈怪之門庭」、「煙粉之總龜」、「傳奇」、「公案」、「樸刀局段」、「桿棒之序頭」、「神仙之套數」、「妖術之事端」等類別。

說話又可分為四家，即小說、說公案說鐵騎兒、說經說參請、講史書。小說，一名銀字兒，由銀字笙或銀字觱篥伴奏而得，多說唱一些煙粉、靈怪、傳奇等類哀艷動人的故事。說公案及鐵騎兒，自然是樸刀桿棒、鐵馬金戈的故事，與銀字兒可說一文一武；說經說參請，指演唱佛經及參禪悟道的故事；講史書，即講說歷代爭戰興亡，多為長篇評話。

說話四家中藝術上最有成就、影響最大的還是講史和小說。

汴京勾欄中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教詳等人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講小說；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說諢話一人。另外在閭裡坊巷之間也有說話藝人活動，蘇軾《東坡志林》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雖然《西遊記》仍在連載，但不僅坊巷茶肆的說書人瞅準商機開始講說這神話小說，便是桑家瓦子裏也順應民意為此書擴大影響而「推波助瀾」。此書已非神話，更是「神書」。

另外，「東京夢華報」也一炮而紅，遭至搶購，不得不一再加印，成了汴京城乃至周邊地區追捧的報刊讀物。甚至因為此報只在汴京印發其它地區的讀者出數倍的價格求購之稀奇事。

大定人好追星，但此次汴京城百姓追的星卻是一小說人物——孫悟空！

說到追星，有錢了的北燕，也做起了一件「漢化」大事：追大定的「星」。

定初的時候，燕國「文青」們大多還粉秦楚文豪，理宗年間起，「追星風向」也忽然一變，嶄露頭角的蘇東坡，竟成了燕國的「當紅炸子雞」。

當然，這事兒很長時間裏，蘇東坡自己並不知情，直到他弟弟蘇轍出使燕國，發現遼人到處在讀自己哥哥的詩：「逢見胡人問大蘇」。他不禁感嘆：大哥呀，你在遼國好火啊！而大定使者張芸叟出使，連在幽州驛站的牆壁上，發現了蘇軾的詩，而燕國書店裏到處賣蘇東坡的盜版書。當然，蘇軾在燕國徹底紅起來，應該是明宗以後的事。

但是在理宗年間，定燕雙方的多次出使裡，寫詩對詩實在是家常便飯，可以說，作為大定的官員，出使燕國不留首詩，都不好意思回來見人。而最牛的還得說余靖，這位仁兄在大定文壇寂寂無名，在燕國卻大大露了把臉。作為大定使節，他在燕國寫詩，還用契丹語寫漢詩。輕鬆突破語言障礙，寫到燕國人心裏頭去了。可見影響力有多強。

確實，財富和兵威只能喧囂一時，唯獨文化，才是永久。

文化傳播交流本是一件好事，但大定的軍事實力不足，對於北方虎視眈眈的燕、西寧、後遼，不得不小心翼翼提防。

為防泄密，定政府規定書籍需審定批準後方可印刷。涉及邊防機密的文書，不得印刷。涉及時政得失、邊事軍機的文書，不得傳寫漏泄。本朝會要、國史、實錄，不得雕印。違者，處以二年的刑罰。外國使臣進入定境，如其請求購買書籍，卜筮、陰陽、歷算、術數、兵書、敕令、時務、邊機、地理等類型的書籍均禁止購買。朝廷對外禁書政策的用意是保護機密信息，維護國家利益。

對燕國，大定是「禁出書籍，其法甚嚴」，但對高麗的疏於防範卻使燕國有了可乘之機，高麗已成為燕國獲取大定情報的重要來源。

蘇轍也為此事上奏，他認為「高麗之人，所至遊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為契丹耳目」，他還調查到，契丹常常派遣親信人員隱蔽於高麗使臣之中，進入定境刺探消息。

所以，對於高麗使臣請求買書之舉，蘇軾連上三篇《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歷陳不可賣書給高麗，「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患至大。」

至於為何蘇軾會是最激烈的「反高麗派」，那是他認為朝廷推行的「聯麗製燕」政策，弊大於利。奢華的接待浪費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得不償失。蘇軾測算每次接待高麗使者的高達「約十餘萬貫」。因此他主張降低接待高麗使者規格，減少對高麗人的賞賜，甚至主張斷絕和高麗來往。

蘇軾還擔憂推行「聯麗製燕」政策會導致定燕矛盾激化，給燕侵定提供借口。

大定制定的「聯麗製燕」政策，過分強調了高麗和燕的宿怨和對大定的歸附之心，而忽略了高麗在三國關係中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維護。高麗和大定交往的一個目的是學習和引進大定先進的文化制度並獲取經濟利益。另一個目的則是借與大定交往來牽製燕國，在錯綜的「三角」關係中，維持力量均衡，靈活自保。因此，高麗是不會真正和大定軍事結盟的。

蘇軾看清了這一點，他在《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中指出：高麗必聽命於契丹，並且「終必為北虜用？何也？虜足以致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

是以，燕、遼以及高麗固然對大定的漢文化很是推崇，大定文人在國外倍受尊崇，但歸根結底還是這些國家想「師夷長技以製夷」。

大定人追星則完全是精神需求，孫悟空這麼一個超凡入聖的神話英雄出現的太及時了，被世人追捧實不出奇，遲早會成為家喻戶曉的「全民偶像」。

馮過曉得「齊天大聖」的影響力，但確是想不到竟然恐怖如斯。這不，讀者大軍嫌連載太慢，催更者威逼利誘讓他爆發再爆發。他隻當不曉，那是「品澀居士」的鍋，他不背。咳，其實吧這就屬於掩耳盜鈴了，好像真沒人知道那是他的筆名似的。

當然，全本《西遊記》的出版已提上日程，隻待合適的時機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