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

戰國時期，長平之戰爆發，趙軍四十萬人因為糧草不濟而選擇突圍，最終慘敗。秦朝末年，項羽派兵斷了秦軍糧道，取得了「巨鹿之戰」的勝利。三國時期，官渡之戰，曹操火燒袁紹軍糧，袁紹大敗，曹操從此稱霸北方……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孫子兵法》也曾說：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在冷兵器為主的戰場，糧食是軍隊後勤保障的關鍵。「糧食」在這裏有兩層意思，第一是狹義的糧食，指士兵們日常食用的食物。第二是廣義的糧食，不僅包括士兵所能果腹的所有東西，還包括戰馬所使用的草料。

關於糧食對戰爭的重要性，在中國古代誕生許多至理名言，如《兵法百言法部糧》說道：食者，民之天，兵之命。

辛棄疾也在《稼軒集鈔存》中提出：用兵製勝，以糧為先。

正是因為糧食對戰爭極其重要，因此糧食的後勤保障，就更加讓戰爭雙方重視。若是前方打仗，因為糧食沒有運到，數十萬將士嗷嗷待哺，那這仗沒法打。不僅是在進攻時，在防守時也同樣需要大量的糧食。

《管子》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

意思是，城池的守衛，雖然在於兵，但歸根結底，還是在於糧食。在東漢末年，曹操對軍糧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理解，不僅在官渡之戰中火燒袁紹的糧庫，還採用謀士棗祗和韓浩的建議，讓流民和士兵參與屯田，以至於曹操的軍糧充足，為曹操掃平北方，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早在周朝就有了軍糧的儲備制度。國家要想備戰，必須要做好軍糧的儲備，若國庫空虛，不管是主動的戰爭還是被動的戰爭，都沒有底氣打贏。

《周禮》記載：凡國野之道，十裡有廬，廬有飲食；三十裡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裡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也就是說，沿途的這些「委積」機構，平時積蓄糧食，若遇到戰事，都作為戰時的儲備糧。

有了糧食儲備，若糧食運送不到前線，一切都是徒勞的。在戰場上，糧食的運輸至關重要，有「師行糧從」的說法，軍隊走到哪裏，糧食就要送到哪裏。因此，軍隊除了前方有戰士在拚命，還要在後方設置運糧官和運糧渠道，保證糧草的補給。

而運糧者在路上本身是要消耗糧食的，畢竟，他們也要吃飯。也就是說，運糧的路途越遠，不僅在運輸時間上沒有優勢，在運輸重量上也會消耗更大。運糧其實就是在減少百姓的口糧，很多時候，若戰爭和運輸消耗的糧食過大，民眾飢餓，就會造反。

總而言之，如若國家儲備糧不足以支撐、運糧力量跟不上，那便遠離戰爭，否則必敗。

定、寧此戰，沒有勝者，且將各自的優劣展露於世，最大得益者在北方。

草原遊牧民族何以要侵擾南方，最根本之處恰好便是因為物質短缺，一如那個時空某島國要四處侵略。

遼初，軍隊出征，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谷騎四齣抄掠以供之。這種無專門的後勤保障，靠軍人自籌給養，擄掠民間糧草財物的方式，被遼人稱作「打草谷」。

「草」，是喂馬的飼料；這「谷」，是士兵食用的糧食。合起來稱為「草谷」。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彍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

契丹是一個兵民一體的國家。平日裏契丹人的勞作就是狩獵，這在一定程度上鍛煉了契丹人的騎射能力。這樣，契丹朝廷可以不耗費一文錢，就可以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契丹牧民在不脫產的情況下，擁有了強大的戰鬥力。

契丹立國以後，除了後周皇帝柴榮在位期間以外，契丹大多時候都可以對中原王朝的軍事進行壓製。這除了有「行逐水草」養成的強大騎兵支撐之外，還和「打草谷」制度息息相關。

《孫子兵法》曰：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戰爭中後方保障會影響前線的勝敗。如果前線距離後方太遠，那麼，光是運輸方面的費用成本，就足以給朝廷的財政帶來巨大負擔，因此孫武子認為：真正的用兵高手，可以從敵人手裏搶奪糧食，而不拖累本國的財政。「打草谷」算是這種戰術的一種實踐。

遼國位於北方苦寒之地，自然環境十分惡劣，生產方式相當落後，農業經濟極為薄弱，也缺乏足夠的勞動力，一句話：太窮了。在這種情況下，遼國是沒有辦法養活一支常備武裝力量，也沒有建立一套完善的後勤保障系統。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軍隊出去劫掠，「自給自足」。他們一方面劫掠財物，另一方面劫掠勞動力，這些都屬於遼國急需之物。

遼國初期，在設立軍隊編制時，就預設了打草谷的功能，「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谷、守營鋪家丁各一人」。打仗、打草谷、守營鋪，大家各司其責，保證不亂套。

大燕取遼而代之後，軍隊便喜歡到大定境內打草谷，一是因為大定軍隊實力不強，二是因為大定較為富裕。對於大定的老百姓（特別是居住在邊境附近的定人）來說，這就意味著一場場噩夢。

毫無疑問，燕國軍隊每一次打草谷，都伴隨著暴力劫掠，以及各種破壞，「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南畿及鄭、滑、曹、濮，數百裏間，財畜殆盡」，從這樣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一幅人間地獄的景象。被燕國軍隊俘獲的定人，往往淪為燕人的奴隸，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最後死於異國他鄉，屍骨不得還鄉。

後來，燕國逐漸建立了後勤保障體系，使得打草谷現象慢慢少了。然而，打草谷現象並沒有絕跡，始終有一部分燕國官兵在行軍作戰時採用打草谷來補充糧草。

沒辦法，北方氣候嚴寒、土地貧瘠，雖多草原，卻是更適合養匹而少口糧。你大定軟弱無力，不搶你丫的豈不是傻瓜？

話說大定土地肥沃多良田，照理說是不缺糧的。奈何這數十年來多災多難，非澇即旱，更有蝗災、地震等災害光顧，賑災救難疲於奔命、顧此失彼。更有那碩鼠上下其手、貪汙盤剝，百姓多有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者流離失所逃荒他鄉。

簡單的說，富庶的大定也沒有餘糧哪。

君主專製、封建王朝，無論富庶與否，百姓都在受苦。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馮過並沒有切身體會，但從方氏一脈口中多少能知曉這世道對勞苦大眾的荼毒。方臘固然是自作自受，但跟隨他叛亂的數十萬百姓若非是生計窘迫到了極點又何以會走上不歸路？「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靡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為何如？」……此般「起義宣言」果真是危言聳聽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再者，南方固然多良田，即便從交趾引進了佔城稻，在江南大面積推廣。由於其適應性強、產量高，很快成為太湖流域的主要糧食作物，並使這一地區成為南宋的最重要糧倉，以致當時有民間諺語曰「蘇湖熟，天下足」。但沒有「雜交水稻」，產量與那個時空實不可同日而語，太平盛世尚可保收，一到災年便鬧飢荒。

民以食為天，糧食，始終是國家發展之重。

此時的糧食就是稻、黍、稷、麥、菽，即大米、黃米、小米、麥和豆類。北方為麥面，而南方多為稻而「罕作面餌」。每年大定僅漕運到開封府等地的稻米就有六七百萬石，大量的官吏主食基本都是稻米。

但這遠遠不夠，根本無力支撐戰爭之需。而大定與北燕乃至大金遲早有國祚之戰，未雨綢繆方是正道。

番薯、土豆、玉米……這些原產於南美洲的糧食對土地、氣候要求不高，稍加培育產量便可遠超小麥、小米這些雜糧。

馮過收到甘誠的信後，得曉他從泉州出海，經南洋群島，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峽，竟已是航行到了非洲。信中，他喋喋不休的說了沿途見聞，字裏行間都透露著驚奇與興奮，更毫不掩飾嘚瑟之心。

甘胖子這是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舞台了，馮過很是感到開心。

至於以往馮過有意無意所提的「地圓說」、「在大海上只要不偏離航道一直前行便可回到原處」等說詞，甘誠表示有些相信了並稱接下去會來一趟實驗之旅。

這封信輾轉周折了將近一年方到了馮過手裏，收到信後，馮過立即提筆回信，除了叮囑一定要保證自身周全外又提及大海那邊有個叫南美洲的地方，那裏盛產土豆、玉米、辣椒等，若有可能盡量多帶些種子回來，又附上了幾種農作物的繪圖。

信通過馮家商道先到泉州，至於何時能通過航洋船道到甘誠手中，那便真的是只有訴求老天開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