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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定河山》第二百四十九章 格己之非
那個時空,李清照享有「詞國皇后」和「千古第一才女」的美譽,後人對李清照的才華都讚美有加。一言蔽之,千百年來,李清照的風頭一直強盛。估摸大多數現代人士和筆者一樣,是先知李清照而後知其老爸李格非的。

但其老爸李格非不是那種「後三十年看子敬父」的角色,他的容貌才氣屬「高大上」檔次喲。

首先簡論容貌。據《宋史》載:李格非「俊警異甚」。按現代語釋意,是小鮮肉一塊、帥哥兒一枚且十分機警。請注意,這史書是正史,而不是野史,正史為啥用上了當時的流行熱語呢?只能說明李格非是那種文貌雙全的超級美男,絕不是如今稱的那種「娘炮」型人物!

其次說說家學淵源,李格非與其父親(李清照的爺爺),皆為學士韓琦的門下。據《宋史.韓琦傳》載:「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於色。論者以忠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三十歲剛到被人尊為公,不是輩份高,是品行學識過人哦。

韓琦弱冠之年考取進士第二名,任職諫官敢於直諫,始終替朝廷著想,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他敢當面羞辱狄青,殺狄青的手下都不用找理由。這些鮮明的特質,對李格非影響很大。

李格非是而立之年中的進士,歷任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太學錄、太學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監廟、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等職,全是文化類官員,尚文輕武的宋朝,能躋身於這樣的文臣班子,並得到不斷晉陞,充分說明其學識功底深厚。

除了《宋史》外,還有幾種史書都說到他俊警。可以推論,李格非的容貌和才學得到了世人的公認。

李格非的人品也是非常高尚的。他在京師為官時,章諄當上宰相,為推行新法拉攏李格非,擬任命他做「檢討」。章諄為人肚量狹小,且和蘇軾是政敵,李格非毫不猶豫地謝絕了章諄的「好意」,為此被降職到廣信(江西上饒,比辛棄疾更早與上饒結緣哪)做通判也在所不惜。

李格非沒有大多數當父親的那種「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隨大流庸俗認識,是文人中的開明人士。他對女兒從不嚴加約束和管教。比如不準隨意進書房,不準隨意外出、不準......只是以身作則進行引導,讓其健康快樂地自由發展。因此使李清照從小就有一個良好的生活、學習和社交的環境。

或許正因如此,再加上李清照的學習十分自覺刻苦,她常到藏書十分豐富的父親書房去翻閱書藉,經常夜以繼日地練習寫作,這才有了「詞國皇后」。

這個時空,倒也大抵一致,李府家境一樣的清貧。

因為李格非為官清廉,在李清照出生前後的一段時間,家裏相對較為清貧。因為大定有兼職兼薪的制度,郡守不忍看他們家的清貧之苦,想讓李格非兼任其他職務,以增加俸祿,但是被李格非謝絕——他認為既然當官就不能再去兼任其他職務,他的思想對李清照也有一定的影響。

當然,清貧只是相對而言,大定官員的薪酬待遇還是相當優厚的,反正李格非不喜鑽營,倒是少了官場諸多迎來送往。

京城大居不易,待他升任京官,雖然貴為一部佐貮官,算是踏入朝廷中樞之列,薪酬也是水漲船高。

此時的官員在年俸之外,還有祿粟、綾絹綿、茶、酒、廚料、薪、蒿、炭、鹽,甚至包括喂馬的草料等實物補貼。

另外,官員雖然不種田,可朝廷會給他們分配一塊田地——職田。從真宗時期開始,宋朝恢復了職田制度,授予地方官員一定面積的職田。兩京、大藩府的職田最高,有四十頃,約二萬多畝。就連偏遠地區的小縣縣令,都有七頃田地,約四千六百多畝。官員將職田租給佃農耕種,每年坐享其成,也是一筆豐厚的收入。

朝廷對官員很體貼,「愛屋及烏」之下,連他們的家屬都照料得無微不至。官員到地方上做官,是不能攜帶家屬的。期間,家屬的贍養費和米、面、肉等生活用品,一律由國家財政承擔。這樣一來,官員完全沒有後顧之憂了。

奈何李格非太過清廉,全無雁過拔毛的官場習氣,薪水也只是將將夠一大家子的用度。

仁宗時期,翰林學士張伯鎮就發過牢騷:

「任京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

翰林學士,何種身份地位,宋朝做過翰林學士的如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哪一個不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地位優越。這樣的人居然每月初等待發工資的時候感覺日子過得好慢,要交房租時感覺怎麼日子過得如此之快。

「小小園林矮矮屋,一日房錢一貫足。」

李府便是李格非租的住所,一個月三十貫。這等租金可見小園林並非真的是小園林,算得上是小別墅了。

李格非的薪水除了購買書籍、家裏用度和房屋租金,真心是所剩無幾了。之所以狠下心來租了園林,那也是儘力為妻兒創造更舒適的居住條件。

這個園林算是不錯的了,與馮過住的院子卻相去甚遠。

話說馮家在小七身上可真的是下了血本,十幾萬貫的院子說買就買,全款哦。只要是馮過所需,族裏必千方百計的滿足,其在族裏的地位也壓過了族長馮禮唐。倒是馮居庸夫好二人並未因而飄飄然,一如往常的對待族老。

「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春秋戰國以後,一個宗族所包含的人口往往可達幾千;魏、晉、昌、楚時,個別豪門大姓甚至有上萬人。

春秋戰國時期,有著血緣關係或者姻親關係的各個諸侯國不再為此有所顧慮,相互之間不斷發生血腥戰爭,使得作為政治制度的宗法制度破產了。但是宗法制度中強調倫常秩序,注重血緣身份的原則和精神,經過儒家的宣揚和努力,竟然奇跡般地維繫下來了,漸漸形成「宗族」製。

族長是宗族利益的代表,主管宗族內外事務,調解仲裁族內矛盾,行使著宗族的各項權力,同時協助政府對族民進行教育管理,幫助政府收繳稅賦、組織徭役等。那些鄉紳都是每個族的族長,往上可以去做朝廷命官,往下做一族之長,協助朝廷官員辦理一些事物,因此族長有見官不拜的特權。

而族規與家規原本為家族規約中的一乾雙枝,並無明顯區別,只是前者更為嚴格。如敦人倫、篤宗教、課子弟、正閨門、慎交遊、勤職業、崇節儉、忍小忿、恤貧苦、睦鄉鄰等內容,常見於族規之中。家族權力的應用,必須以族規宗范為準則。族規的核心是「敬宗」和「收族」兩大方面。「敬宗」是強調傳統的追溯,旨在建立家族血緣關係的尊卑倫序;「收族」則著眼於現實,尋求家族內部長期和平共處、聚而不散的途徑。

皇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

朝廷對縣城之外的廣闊鄉村,基本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讓當地的宗族士紳們用鄉規民約處理日常事務,只要能按時按量的完成官府的賦稅徭役之類任務、不發生什麼惡性案件,地方官們是不會下基層的。

某種意義上說,族規是比國法更好使的,效果顯著,一旦被逐出宗族,那麼這人也就成了無根浮萍,從此孑孓無依也。

總而言之,輕易別忤逆族長。

登門拜訪,除了三舅置辦的隨手禮,馮過還帶了私人禮物。

文叔先生愛讀書,馮七郎投其所好,帶了新鮮出爐的《漁樵對答》、《馭人經》及另外兩篇奇文。

《漁樵對答》字數少,不夠單獨出書,他便乾脆將《馭人經》等也一併「寫」了出來,讓六叔找人印了出來。「吉陽書局」已籌建的七七八八,這便算是「試營業」了。書隻印了十冊,送與諸師長「斧正」。

「吏驕則叱之,吏狂則抑之,吏怠則警之,吏罪則罰之……」李格非隨手翻閱了兩頁,神情有些複雜,問道:「改之,你是準備印刊此書?」

馮過點頭:「是的,格非先生。」

在李格非和楊廷和面前,他始終無法自如的稱呼「恩師」,在資哲面前卻可一口一聲「老師」。

李格非嘆道:「此書一出,必被官員奉為圭臬。若是皆如書中所為,則普天之下皆是能臣幹吏。以你之齡竟能有此領悟,說是高屋建瓴亦不為過。」

馮過道:「心有所感罷了,世上焉有完全順遂之事,只不過是有所希翼,但求能多幾位為人民服務之能吏。」

「為人民服務。」李格非細嚼慢品,點頭讚許:「為官者正當如是也。」

馭人之術被認為是艱深的學問,自古以來,欲窺其中之秘者不可勝數,但鮮有人得其精髓。馭人之術不僅是領導者的必備本領,更是普通人走向成功的必備技能,得此亦可掌握人際間平衡。

《馭人經》便是一本講述如何駕馭他人的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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