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學而優則仕，古代文人螢窗雪案，寒窗苦讀，隻為求入仕為官。而眾所周知，當官有著兩種不同的選擇，一是進入中央系統為京官，二則是下到地方，成為地方官，那麼這兩種官應該如何選擇呢？

決大多數京官，尤其是中下層的，生活的寒酸都是出了名的，所謂「京官之窮，毛骨灑竦」、「京官們的生計，瀕臨破產是如此普遍」。

只是說，京官他們這種窮，與普通百姓比起來，確實只是一種特權階層內比起來的窮。

一般京官的窮，最直接原因，是收入來源太少，貪腐的機會不多。

要知道，所謂京官，那可是盤踞在天子腳下的，眾目睽睽，諫官們又權力太大，整天就盯著京官們，稍有不慎就要被彈劾罷官，兩弊相衡取其小，自然是保官要緊，窮就窮點吧，反正大家都窮。這種心理和現況，以今衡古，其實也不難理解。比如，在我那小城，如果有縣市長坐個公交啥的，那將是隔天頭版頭條；但在京城，部長級赴宴，樂呵呵騎著一輛破永久或摩拜的，豈會在少，大家都習以為常了。

只因為，歷代京官，雖然形式多有差異，但其收入來源，確實主要在兩大項：一，工資，即「俸祿」;二，地方官的饋贈，俗稱「吃外官」。一般來說，他們工資都不高，地方官的饋贈那也是時有時無，或者就是隻敢接受「小意思」，有的乾脆門前冷落，加上要應酬打點，多數不僅只能勉強度日，不夠用還是常態。

比如，即便以秦定官員的高工資，即便是京城高官，基本上都是「京漂」，極少能京城買房的，最多只能在京城附近二線城市置產購房。在京高官，固然本身就比較清廉，但正是因為只能靠工資生活，根本就入不敷出。

更何況，大秦的「中紀委」禦史台可不是吃素的，那幫人能獨立行使監察職能，動不動奏你，誰敢貪

再看大定，都說士大夫們有錢瀟灑，可大家始終沒明白，大定京官也並非那麼輕鬆的。比如，大定基本沒有京官能夠買房，除非你祖上有宅在本地。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寇準在大定京城高官中算得上花錢最囂張的了，但是呢，「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舍，入覲則寄僧舍或僦居」，就是還得租房子、住旅社、借住於寺廟。原因在於，定皇室固然給予士大夫們的待遇較好，但大定官員的考核那也是出名的嚴苛，諫官權力極大，稍不留意、多受幾毛錢都要被參，因此京官們都會主動避免落人口實。好在大定制度完善，極少出現大貪、巨貪。

既然大家都知道京官苦逼，可為什麼還有更多的人願意留下來苦熬其實吧，這個矛盾點也很好理清，因為作京官是窮，可好處與隱形福利，那也是明明白白的：信息通、機會多、人脈廣、地位高、升遷快！有時也威風，京城一街道幹部，下地方都頂得上一個縣太爺了。

這種綜合誘惑，可比單單圖錢來得猛烈的多。

所以，對於一般官員來講，如果有志於仕途，堅持作京官的多，可如果要追求生活品質，明白一點說是要撈錢，外放到地方做「土皇帝」，那應該是更好的選擇。

京官和地方官「官威」亦有不同。

地方官：「我愛京官有牙牌。」

京官：「我愛外任有排衙。」

排衙就是官衙中下屬見長官的那個場面，鮮有官員不愛這種場面，多有官威啊，哪怕是小小的一個七品芝麻官，手下好歹也管著差役和衙吏。

「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噪，四曰鵠立，五曰鶴警，六曰鳧趨，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飛，十五曰虎威，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夢。」

京官要上早朝，地方大小「官員」也一樣要按時上班啊，只是地點不同，一個是皇城，一個是衙門，但是，性質都差不了太多。這些地方官員，不論級別大小，都會帶著官帽（烏紗帽）早早趕往衙門，這就是「烏合」，還真形象。

「蠅聚」很好理解，這些官員壓根都上不了枱面，和京官相比，地位就和那蒼蠅、蚊子差不多。人聚一塊，都會先彼此寒暄，嘈雜聲一片，那就是「鵲噪」；然後就是「鵠立」，「鵠立」這詞出自《後漢書》，就是形容大家扯著脖子站著，等待上級的到來。

這個段子妙就妙在，恰到好處的借用了不同鳥獸們的特點，來形容在衙門上班的這幫人。這不是貶低這些微不足道的小官員，只不過是借這些來隱喻官員上班的一個場面。縣老爺官是不大，但一樣享受被人恭敬的得意。一早就有人在衙門候著自己，這很有成就感的。

堂鼓擊過後，就見「五曰鶴警，六曰鳧趨，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可以試想下，看著一幫人對著自己低頭哈腰，還得面帶恭敬神色聽自己說道，是不是有一種掌控他人的愉悅感油然而生？

若是縣老爺要視察民情，那才叫真威風呢。

前面有差役舉著牌子開道，後面還跟著一幫人，有拿公文袋的，有押班次的，還有奏樂的，一路熱熱鬧鬧，好生氣派。這時候，這些地方父母官還只是坐在轎子裏，看不到一路百姓對他們的膜拜眼神。到了每月朔、望這兩日，他們必須去孔廟、關帝廟等處拈香，這時候就要接受裡三層外三層老百姓的「圍觀」，此時的存在感才是真正的絕對的爆棚。

是以，對於某些「不思進取」的地方官而言，遠離京城、遠離皇帝，可以盡情耍著威風，嘴上說著喜歡那京官的牙牌，心裏沒準卻是想著地方上的自在。

馮過當然不會這麼「矯情」。

三年來，院試鄉試會試殿試，好似遊戲打怪升級，算是通了關，成了大定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狀元，這麼辛苦是為了什麼？不就是希望讀書改變命運並以此為踏板直至能把握自己的命運嗎？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理，不想官居一品的官員不會是好官。他馮過，但求官路亨通，方可改變一些事情。

去威勝軍做通判，乃是大好事，還可避開朝堂甚囂塵上的黨爭，何樂不為？

而且，此去河東銅鞮，三年方可一轉，還可暫緩婚事。

其時，納采、納幣後即完成訂婚，或在當年或於三年後親迎。雖說「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可在馮過看來，中學生結婚實難接受。是以，他內心裏對於明年結婚是抗拒的，才十八歲好不好，資南嘉更是只有十七歲，要不要這麼著急？

嗯，雖說有九天婚假，但人在河東，來回奔波也太倉促了，是不太可能在通判任上結婚的。如此一來，就需三年任滿方可完婚。二十歲成婚，貌似可以接受。

這倒並非是他有心拖延，更非不滿這門親事，得妻若資南嘉，夫復何求？

說起婚姻，在大定無疑是最傷錢的。

司馬光在《書儀·婚儀上》中曾書「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才之多少「，直白明了的道出大定社會的婚製大都為為財而婚，由此演變而來，婚姻不再是兩情相悅之人的結合，更像是一場互換人質的的商業交易，亦有人雲「取其妻，不顧門戶，直取資財。「而其中，婚姻交易自上而下，自皇室宗親與民間富室，至士商之間，皆存在交易婚姻的行為。

若論門第制度，士農工商，士商之間斷然不能自願聯姻。然而大定民風開放，經商之氣異常活躍，商人經商形勢一片大好，許多朝廷官員紛紛改變思想，不僅自己積極參與商業活動，大斂錢財，更是將目光放到了下一代身上，將婚姻之事作為商業談判桌上的一筆籌碼。大定科舉制度大盛，進京趕考多為寒門子弟，而官場冗官現象嚴重，官場腐敗之風盛行，空有一腔熱血滿腹才華，倒不如萬貫家產把持在手，支撐權勢拓寬人脈更為穩妥。

至此，新科進士不以為恥，竟在發榜之日將自己明碼標價，毫不猶豫將自己「賣「了出去。元祐年間，丁鷺在《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中上書：「登科進士，論財娶妻，全乖禮義……虧損名節，莫甚於此。」憤怒指責新科進士不顧廉恥，然而由於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進士學子的爭相效仿，經商之人更是不能放棄自己能夠獲得的政治地位，藉以婚姻之名的錢權交易非但沒有在朝廷的禁止下得到收斂，反而愈演愈烈，長此以往倒是形成一定民風，見怪不怪，嘆哉。

士商聯姻，官民聯姻，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大定在財婚之風上與前製的不同，逐漸轉為男方索取財物變多，女兒的嫁妝遠大於兒子的聘禮，尤其在面對新科進士時，民間富商都盼望著為女兒求得好郎君，自己家便也能飛黃騰達，基於此，民間家中有女的富商便爭相搶奪新科進士，自然將嫁妝的規格一抬再抬。

同時，大定的法律表示，家中若有未婚女子，則女子得到的財產應是男子所繼承的一半，在某種程度上，讓民間富商將女兒的婚姻看做對女兒的投資，期望從女兒的婚姻中得到利益。既是投資，商品經濟盛行，重金主義深入人心，富商便自認為投資越大，收益越多，更是助長了厚嫁之風的盛行。

無論是婚姻交易，還是厚嫁之風，都是定人不顧廉恥，世風日下的糟粕。無論是皇室宗親，亦或是民間百姓，都將婚姻做為牟利的工具，將士人所學的禮義廉恥拋在腦後，實為不該。不過，凡事皆為兩面，大定重財的財婚現象自是不可取，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流傳已久的，根深蒂固的門第觀念，在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民風開放的歷史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