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麗的示好不聞不問甚至往外推，真的是大定短視還是秀逗麽？當然不是。

熙寧四年，高麗派遣民官侍郎金悌使定，使團有近一百一十人。金悌到達汴京後向明宗獻高麗大量特產，高麗使者得到了宋帝的熱情款待，詔待之如寧國使。

在定麗復交友好相處時期，大定朝廷中出現一派反對定麗復交的朝臣，尤以蘇軾為最。

他就定麗關係先後向明宗上奏七封奏摺，有《高麗進奉狀》《論高麗進奉第二狀》《乞命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乞禁商旅過外國狀》等。

他在定麗政治交往方面的主張是：高麗是遼之盟國；中斷定麗關係可避免定商借口往高麗而通遼，與高麗的交往並沒有給大定帶來益處，反而損失了大量財力和人力。

蘇軾在對高麗文化交流上主張對髙麗嚴格實行書禁，對兩國科技藝術交流也持否定態度，對定麗佛教文化交流進行干擾。

是蘇軾糊塗嗎？答案自是否定的。

蘇軾在《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一文中指高麗為「無厭小國」，並稱：「高麗人使，每一次人貢，除官吏得少饋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蘇軾對聯麗製遼（燕）戰略說不，主要基於如下原因：

從經濟上看，實施聯麗製遼的戰略投入大，成本高，已成為朝廷和納稅人很大的負擔，實在難以為繼。為迎接高麗來使，在高麗使者所經的路線上，專門建造「高麗亭」接待他們。蘇軾嘆其工程浩大，勞民傷財，將其列為「五害」之一。定人筆記文獻中多次提到朝廷「待高麗之禮特厚」的情況。如在明州，高麗使臣一踏上大定的土地，便有使館接待，有引伴使在等候，並且沿路都設有亭館，專門待高麗使來。在蘇州，於城中辟「懷遠」、「安流」二亭，及盤、閣之外各建大館，為亭棧之所。其他如京東、淮南等地也都築有高麗亭館，以緻密州、海州之民不堪勞苦，紛紛逃亡。定廷還在河北設五都倉，通好高麗，如此巨大的接待麗使開支，費悉官給。甚至對高麗國的貢賜貿易也特別優待，詔立高麗交易法。高麗借朝貢而趨利，每次來定的人員都比較多。這種大規模使團的接待是要花費不少銀兩的。而高麗人所朝貢的，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其卻利用朝貢之名從事貿易活動，以此獲得利益。大定花了差旅費給高麗人做生意，還提供各種便利條件，並給予優厚的賞賜，這對高麗來說簡直太劃算了。高麗也正是看到了大定外交的矛盾，而大行其便。元豐三年批「高麗國王每朝貢，回賜浙絹萬匹，須下有司估準貢物乃給，有傷事體。宜自今國王貢物不估直回賜，永為定數」。這就是說，無論高麗貢品價值幾何，定廷都回賜浙絹萬匹。此外，蘇軾還質疑：「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藉寇兵而資盜糧。」

從安全上看，聯合高麗容易泄露軍事機密。遼以及西寧、燕無時無刻不在覬覦著大定的江山，在這一點上，大定君臣神經一直緊繃著。對遼、燕，大定是「禁出文書，其法甚嚴」。但對高麗的疏於防範卻使得遼有了可乘之機。於是，高麗就成為遼燕獲得大定情報的重要來源。因為，高麗採取的政治上對遼國朝貢、文化和經濟上跟大定密切往來的雙軌政策，是得到遼默許的。蘇軾言高麗使節來定後，「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朝臣如蘇轍也曾多次提出與高麗交往有失密的可能。如「高麗之人所至遊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蘇軾認為與高麗交往的一舉一動，都有可能招致遼燕而引來對大定的不利，而高麗態度暖昧，遊離於定、遼之間，其與定交往的目的，也在蘇軾的懷疑之內。與高麗的交往，在客觀上會造成失密、資助敵國等等不利於定的結果，這都是蘇軾反對深交高麗的主要原因。

從地緣上看，高麗與遼國接壤為鄰，大定與高麗隔海相望，並不接壤。遼麗關係比遼定關係更加攸關於高麗的國家安全。高麗面對契丹的強大武力，為勢所迫，不得不接受契丹冊封，尊奉其為宗主國。

從政治上看，高麗為契丹的屬國，奉遼國為正朔，屈居藩國，專事契丹。隨著高麗向遼稱臣納貢，遼逐漸確定了對高麗的宗主國地位並一直保持到遼國滅亡。從定與高麗的交往內容中可以看出，兩國的交往主要是以經濟、文化交流為主的，並沒有促成實質的軍事上的同盟。

應當說，蘇軾對聯麗製遼戰略實踐效果的判斷是正確的。大定為其奉行的「聯麗治遼」政策付出甚大，但聯麗的實際成效卻根本沒有進展，可謂是得不償失，蘇軾、蘇轍及其他反對聯麗的定臣的失望和不滿不能說沒有道理。隨著時間的推移，持反對聯麗製遼態度的人數越來越多。原因就是大定與高麗間的抗遼聯盟始終沒有形成，「聯麗治遼」政策的初衷和目的無法實現，大定所得收效和與其投入反差太大。

馮過自是了解這其中種種源由，即便在那個時空，棒子國也是善於以小搏大，獨善其身，對外交分寸的拿捏十分老道，善於投棋布子，應對出招，國家雖弱，外交不弱。

對大定來說，欲圖存自強，除了對內富國強兵、加強凝聚力以外，對外定廷擬爭取與國，結交盟友，以行「聯夷以製夷」，造成均勢，或企圖形成「犄角」之勢。高麗與契丹、女真、蒙古境土相接，自然是大定極力爭取的對象。但從高麗方面來看，契丹憑藉其與高麗接壤的地利，兵強馬壯的國力，壓迫高麗臣服，使之與定爭衡中佔據優勢。契丹和定的國力都遠強於高麗，定和契丹關係的變化足以影響高麗的國家利益。為了適應現實環境，高麗兩邊都不得罪，藉以權衡，採用靈活的策略，即對契丹稱臣受封，行遼的年號。又與定友好，給定文書用甲子紀年，甚至在個別時候對遼用遼的年號，對定用定紀年。當遼國壓迫高麗太甚時，高麗就打大定牌，把定抬出來抵製之。

比如崇寧二年，常佶即位的第三年，定遣明州教練使張宗閡等三十八人至高麗，同年又遣戶部侍郎劉遴、給事中吳拭等奉使高麗賜物，谘文行冊禮事，並帶醫官四人往高麗，從其表請。崇寧帝遣使的意圖很明顯，是要力圖打破百年以來形成的三方格局，把高麗爭取過來。但高麗考慮再三，最終沒有接受大定的建議而婉言謝絕。在大定、契丹、麗博弈中，高麗最弱，但似乎一直遊刃有餘。

而在遼金戰爭中高麗又採取中立態度，避免捲入任何一方的衝突中。一旦金滅遼，高麗旋又投入女真人的懷抱，這波操作真心不是一般的秀啊。

國家弱小無能時，就算你什麼都沒做，也會有侵略者來挑釁，國家有了實力之後，侵略者自然會卑躬屈膝。

大定又何嘗不是如此？

至於中國那麼強大，為何就一直沒有佔領朝鮮半島這塊彈丸之地呢？宗澤如是分析道：

第一，朝鮮半島太慫。

中國因為太過強盛，基本上遵循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思想，也就是天下都是我的，只要你臣服那就是我的。而高麗國從衛滿朝鮮開始，剛獨立就稱臣納貢，而且此後一直裝孫子。只要中原統一，或者稍微建立了大一點的政權。朝鮮人無論誰統治，第一時間就跑來朝貢，向中原皇帝表示臣服。對中原皇帝來說，要的就是臣服，一般臣服了就不會再打了，因為你臣服就是我的臣子，我不需要打了。而高麗人早深刻研究了這一點，對於中原王朝都是畢恭畢敬，連一些小的王朝，如遼、宋、金等，其都極力的去討好，主動稱臣納貢。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找不到一個討伐你的理由，師出無名也。

第二，根本看不上。

三千年以來，中國核心地區都是長城以南，而當時的東北，也就是山海關以外，那都是蠻荒之地，蠻夷之所。東北這種地方中國的皇帝都不是很重視，因為這裏嚴寒，根本不適合農耕區發展，更為荒涼的朝鮮半島自是無人問津了。如果朝鮮半島比較富裕，或者至少像中原和南方一樣適合農耕發展，那麼早在秦始皇時期開始就會牢牢的控制下來，根本就不會讓他獨立。當年衛滿朝鮮建立，漢武帝就是嫌棄那裏太過荒涼，因此，才不予干涉，讓其獨立的，這個可以說是個根本的原因。

第三，經濟利益。

幾千年以來雖然中國很強盛發達，但是農耕文明的生產力也是很有限的，加上運輸，那就更加的困難。因此，對於很多周邊區域來說，佔下來很容易，但是要長期的駐守那是很難的。首先最關鍵的就是補給問題，會給財政造成巨大壓力，如同雞肋的朝鮮半島如果親自管理，一旦當地人反抗，中原通過東北運輸物資，還有長期的駐軍成本都是很高的。而作為藩屬國，朝鮮半島又是很老實，年年納貢歲歲來朝，因此，這種機制，相對來說更加的有益於國家。

是以，中國曆朝歷代都沒有佔領高麗這塊荒蠻之地的想法。

OK，你說的好有道理，我無法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