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建郡縣製以後，官場就出現了接風餞別等宴會。《漢書》記載：「西漢後期，政局屢變，地方官調動頻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州郡甚至設置了「送故主簿」這樣專門負責接待的官員。本朝明文規定「凡點檢或商議公事、出郊勸農等，皆準公筵」。

其實，按規定的標準做好接待工作，是公務活動的保障，本應無可厚非，問題是不按標準接待，而是競相攀比，排場越搞越大，於是惹得怨聲載道。

公務接待在歷朝歷都是地方官們心中永遠的痛。公帳上也沒有公務接待的預算，哪來這麼多錢開銷分攤呢？講實了，不外乎是向民眾加征加稅、爭取「自籌經費」或說預算外資金。說白了，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

比如某知縣便寫信給朋友說：現在已經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縣令尤苦，比牛馬還不如！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上官如雲，過客如雨」，來來往往都要縣令早晚接待。

那麼，公務接待中，上級最看重的是什麼？答曰「現金紅包」。而這個「紅包」一般有三個名目組成：一是「程儀」，即車馬費；二是「折席」，即宴飲費；三是「跟隨」，即送給僕從的辛苦費。

又比如，杭州城極為繁華，因此大定朝廷派赴該路的監司，大多在城內設立辦事處，這個去了那個又來，以至杭州政府得專門安排一員副職陪他們吃喝玩樂。蘇軾任杭州通判時，就扮演過這個角色，因為不勝酒力，疲於應付，發牢騷說杭州通判這個差事是「酒食地獄」。

由此可見，基層官員應付公務接待、疲於奔命時是非常痛苦的。為了減輕這種痛苦，官員們各出奇招。蘇軾在任地方官時，一旦遇到公務接待的宴飲，都要召歌伎來，讓赴宴的領導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女伎絲竹之聲終日不輟」上，自己趁機休養精神。

其實，大定官員公幹外出，受專門的「饋送」「迎送宴會」等法令法規約束，違反者以違製、違令、違法論處。如寧宗嘉定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令：「諸路應差官吏，須擇清廉介潔之人，除批券之外，其餘饋送並不許接受，比以贓論」。尤其是大定所設名為「監司」的監察制度，既要監司監察州縣官，又擔憂監司與州縣勾結營私，因而制定「監司法」對監司履職巡察製訂種種約法。為防止監司利用出巡之機貪汙腐敗、騷擾百姓，朝廷對其所帶隨從僕役、州縣逗留時間以及生活待遇等都作了明確規定。

從制度性規定的層面來看，與前代違反規定舉辦宴會要被處以死刑相比，定廷對地方官員違規參辦公務宴會的懲罰力度是較輕的，最嚴苛的僅被處以「徒兩年」之刑，如崇寧朝對路級官員的限定，「諸監司、依監司例人、凡可按刺州縣者同，輒赴州縣筵會……徒二年」。

即便如此，在實際執行及治理過程中，違規官員受到的處罰只會更寬鬆，通常使用行政處罰的手段來代替刑罰，包括除名、勒停、降官、差替、沖替、放罷等。

而在元豐四年春正月，知岷州張若訥違規參赴妓樂宴會，「止坐罰銅」，僅被罰銅，這一處罰明顯要更輕。更有甚者，由於部分人為因素的影響而免於各類懲罰，官員之間相互勾結、或與朝中大臣關係密切而得到庇護，如王子溶、魏兼、唐仲友之流與當朝宰輔是姻親或親戚關係，過度參赴宴會卻均未受到處罰。

所以說，大定對地方公務宴會的制度性規定同實際執行有一定的差異性。即使規定了以刑罰手段處置違規參辦地方公務宴會的官員，但實際處理中，幾乎沒有官員為此受到刑罰，最常見的方式當屬行政處罰，丟官罷職了事。

總而言之，大定地方公務宴會制度相當完善且日益嚴苛，已有成文法律專門針對迎送宴會等問題作出規定，違者要受徒、杖等刑罰。但由於國家政權動蕩，外敵環伺、不斷侵擾，統治階層卻多沉迷享受，導致制度性規定的執行力低下，地方官員參辦宴會更加頻繁，甚至「一筵之饌，有及數百千者」，一次宴會、饋送等費用達到千、萬緡的情況相對普遍。

馮過想著這些有的沒的，又啞然失笑：依著宗汝霖為人，是絕無可能大張旗鼓辦這「歡迎宴會」的。

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對此靡費之風深惡痛絕呢？！

果不其然，宗澤隻將馮過帶至通判衙署，淡淡的說了聲「改之舟車勞頓，今日且好生休憩，改日某請你吃個便飯」便告辭離去。

知軍大人一走，那些個下屬官吏、本地鄉紳也紛紛告退。

馮過自是一一謝送，做足了禮數。

進得城來所見所聞，饒是他早有心理建設，也是暗自搖頭。

銅鞮城只有前後兩座門，城牆高止兩丈，因年久失修牆面多處剝落，甚至還有處數米寬的豁口，據說是前些天倒塌的還未來得及修建？至於城區，只有兩條十字主街，各式商鋪二百餘間，大多是土木結構的舊民居。道路坑坑窪窪不說，商戶們還將攤位擺至兩側佔道經營，影響交通不說，更存有安全隱患。

再看這通判衙署，與尋常衙署倒也一般無二，前後三進院子，算是五臟俱全，但實在是太過破舊，讓他感覺搖搖欲墜，住在裏面不知啥時候就會被活埋了。

他已無力吐槽，況且也不敢吐槽。

「官不修衙，客不修店」嘛，「客不修店」這句話很好理解，因為客店是店主的產業，客人只是臨時居住，自然沒人出錢維修，這個道理非常淺顯，天經地義。「官不修衙」從字面上也很好理解，那就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官員為官一任，到期調走，自然很少有官員具有「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覺悟，把官府衙門修建得富麗堂皇，讓後任享受。

但，修衙門乃是官場大忌，除非萬不得已，沒有哪個官員敢犯此忌諱。

官員為何不維修衙門？表面意思是因為官府衙門作為建築物是固定的，屬於朝廷（天子）財產，而歷任官員是流動的，因而不會去建造維修享受不到的華美樓閣。事實上不盡然，「官不修衙」背後有著深刻的含義。

《詩經·小雅·北山》有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別說官府，就是老百姓的人身自由和財產，在廣泛意義上都屬於封建王朝統治者（天子）所有，是子民。統治者為了維護和管理自己的所有權，派出各級官吏來管理和治理百姓，從而維護秩序，保護自己的權利不受侵害和顛覆。

因而如果官吏有貪贓枉法、收受賄賂之類觸犯王法的勾當，使得百姓財物損失、流離失所或者死亡，造成朝廷稅賦減少，廣義上來說是侵犯了天子的利益，相當於「虎口奪食」或「捋虎鬚」，自然是找死。當然，更深刻的背後是「天子」（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怕造成「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對立局面，最後可能國破身死，改朝換代，被另一個「天子」替代。

因而歷朝歷代封建王朝，對於執法犯法官吏的處罰都是非常嚴厲，一般輕則被抄家、腰斬、梟首、凌遲，重則甚至株連九族。

由於針對貪腐罪行的懲罰，很少有流刑或徒刑，一經發現就是處死，因而大多數官吏面對政務都謹慎從事，寧可無為，不可亂為，只怕以身試法，身首異處。

是以，官員很少建造和維修官衙，反而多興建水利工程。這是因為，維修衙門場所，一則勞民傷財，怨聲載道；再則是為官員自己享福享受，容易被監察官員彈劾；三則其中款項繁雜，容易被舉報貪腐；四則再富麗堂皇，自己也是過客一個，難以長期擁有；因而大多數官吏都不會修建官衙。而修建水利工程，勸課農桑，可以造福桑梓，利於百姓，很容易積累政績，贏得百姓擁戴和考核提升，因而不少名臣都是以造福一方百姓而留名青史。

不過，也有例外的。

蘇軾到杭州赴任通判一職時，等待他的卻是一片破敗的杭州官府衙門。破敗成什麼樣？「例皆傾斜，日有覆壓之懼。」從字面的意思理解，房子傾斜，幾乎隨時有倒塌的可能，這是妥妥的危房無疑了。

十八年後，蘇軾陞官任杭州知州，等待他的官衙，還是十八年前的老樣子，如果說有什麼變化，那就是經過十八年的風雨洗禮，整個官衙變得更加破敗，房屋坍塌的危險系數更高了。

沒過幾天就出大事了，杭州官衙裡一處房屋倒塌，壓傷了兩名文書。又過了兩個月，另一處房子也塌了，這次更慘，當場就砸死了四個人。

蘇軾連夜上書，要求朝廷撥款修繕官衙。

儘管蘇知州的要求很合理，但讓朝廷撥款修官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地方官衙的修繕必須經過中央政府批準，而早在太宗朝，朝廷就已詔令地方「無得擅修廨舍」，並且自那之後，朝廷的財政開支中，就沒有添加過修繕官衙的預算，並且特別明示地方：

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十貫錢）以上，不許擅支。

蘇軾申請的修繕款是四萬貫，看著多，但杭州官衙說好聽的是修繕，實際比重建也強不到哪兒去，四萬貫也算是實事求是了。但朝廷連十貫錢都懶得出，哪個上官肯為四萬貫擔責任？誰給你批啊。

好在蘇東坡不是個死心眼兒，為了籌措資金，他給朝廷上書了一個辦法：發度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