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資哲神情複雜的看了馮過一眼，嘆道：「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過之，吾欲將此文編入國子監程文，可否？」

馮過還能sayno不成，國子監程文呢，這是大賢名儒方有的待遇，是要為天下學子傳頌的。

他也不會妄自菲薄，這篇文章當得起，因為它的題目叫：「師說」。

這個時空沒有「唐宋八大家」一說，那些個大名鼎鼎的姓名和絕大多數名篇並沒有悉數出現，包括韓愈以及出自他手的這篇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以及擇師的原則的論說文。

其時，當著馮過的面，資哲並沒多說什麼，心中卻是震憾不已，這樣的文章，何止是發人深省，簡直是震耳發聵哪。

之後他第一時間給辛棄疾去信，信中高度讚揚了「師說」，言稱此文實屬罕見，可為文中典範。

他給出的評價是：說理透闢，氣勢磅礴，縱橫開闔，奇偶交錯，巧譬善喻，形成了閎其中而肆其外

的獨特風格。真氣足以動千載下之人。

文中列舉正反面的事例層層對比，反覆論證，論述了從師表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於師」的陋習。文章概念明晰，論證嚴密。如文章一開頭就斷言：「古之學者必有師」，並以「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定義了老師的職責。接著從這個定義出發，由「解惑」說到「從師」。經過一番推論，又得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結論。這其間層層銜接，一氣貫通，毫無冗餘之處，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全文篇幅雖不長，但涵義深廣，論點鮮明，結構嚴謹，說理透徹，富有較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辛棄疾收信後亦是大為震驚，馮過時文功力他是知曉的，那也僅僅是局限於八股文，這沒了格式限制，竟是能如此天馬行空。文章不似現今盛行的寫作手法，遠離了對偶聲韻和詞句華麗，卻新穎入勝，令人耳目一新，驀然見到了一條嶄新的製文之道。

他絲毫不吝溢美之詞：「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馮改之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京師，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事實上，《師說》一文經資哲與辛棄疾推薦，便如生了飛翼般傳揚開去，定、燕、西寧、雲明，甚至連北方蠻夷之地後金亦在傳誦。

此文可謂是文壇一股清流，一面世便引領出新潮流，由此衍生的後續影響讓人瞠目結舌，頁是始作俑者馮過萬萬預想不到的。

他不經意說出那句名言後，多少是有些後悔的，心底裡卻也不願明珠蒙塵，乾脆順勢將這篇文章抄了出來。

原本是無心操作，他卻忽略了時下文壇大環境，這樣的文章猶如深水炸彈，自然會掀起驚濤駭浪，攪翻了這一壇死水。

時下八股文當道，而八股文實駢儷之支流，對仗之引申。

駢文起源於兩漢，「由西漢而漸進至東漢」，極盛於兩晉南北朝。這種文體以雙句﹙即儷句、偶句﹚為主，講究對仗、聲律與藻飾。其以四字六字相間定句者，又稱四六文，常作為駢文的別名。四六文多以四字六字相間為句，世稱駢四儷六。劉勰把駢偶的形成歸於自然，他在《文心雕龍·麗辭》說：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

八股文從形式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製義。

作為一種文體，八股文能使心思入細，理路清晰，並非無長處可言。八股文格律整肅、界劃分明，理路分明、文辭繁富，會作八股之人鮮見文理雜亂者。正所謂「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

時人如此評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然而，為了選拔少數官吏，卻誘使大多數讀書人為求登科及第，絞盡腦汁，精心研習，竭盡心力，以至模仿盛行避忌甚多，於是陳陳相因，每況愈下，導致知識漸趨貧乏，思想日益僵化。這就無端虛耗了無數士人的光陰與心血。

辛棄疾直斥八股取士「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中國文士，專尚製義，即本國之風土人情、兵刑錢穀等事，亦非素習。功令所在，士之工於此者得第，不工於此者即不得第，雖豪傑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於無用之時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乂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懷柔遠人乎？不能也。一旦業成而仕，則又盡棄其所學。嗚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無謂，至斯極矣。」

陳亮更是辛辣嘲諷這種亂象道：「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醉如泥。國家本為求材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作為時文大家的資哲對這種現象也深惡痛絕：「古者學成而為進士，後世成進士，始可以為學。兢兢守四子一經之說，一切經史子集、兵農禮樂、天文律曆象數諸書，相戒屏斥，以是為不利於科舉。」

「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已而諸科皆罷，獨以時文相尚，而進士一途，遂成積重不反之勢。自其為諸生，於天人性命、禮樂制度、經史百家，茫焉不知為何事。」

文壇一直都有改革的聲音，但反對改革的聲音始終佔了上風。反對派擺出的道理很簡單，八股取士歷經漫長的過程方成定例，普天之下的學子自幼便開始學習時文，你讓他更換門庭，改用其它文體作文，豈非是斷人前程。就算八股文有種種弊端，但也不能因噎廢食。更何況，拿八股文與駢文相比，豈不正證明了其可取之處？

夫經語皆樸，惟《詩》、《易》獨華。《詩》之比物也雜，故辭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辭驚而創。此駢語之出乎。

司馬相如的《子虛賦》、《長門賦》是漢賦中的經典，也是第一位大量運用駢句，用極為靡奢的詞句，極盡誇張和想像，字字珠磯，華麗妍奇，文風瑰麗。經過他別具匠心的鋪排，他的賦形成了「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的風格，開創了駢體文的先河。你能說他的文章寫的不好？

除賦之外，史傳、奏疏、論說等等文學體裁，都顯示出了詞采飛揚，凝練莊重，對仗工整的駢儷化風格和特點，這也恰恰是文化最為繁榮昌盛之時。

改革派反駁道，以「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學家的文章，形式多樣，文現撒脫，以氣運文，駢散兼馭，文章結構流暢諧婉，追求辭藻、講究字句的整齊對仗。在曹植、陳琳等人的文章風格帶動下，文人的創作形成了追求形式華美、用典繁多，甚至通篇皆是駢偶的矯枉過正之舉。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過分追求語句的對仗和「每句必駢」，其實是走向了一個相反的極端。

他們中的很多人並不關心政治，也沒有什麼遠大的抱負，過著醉生夢死的奢侈生活，他們文章的主題並不是反映社會現象，揭露社會黑暗，而是展示內心世界，展示自己的「才思」和文學功底。他們過分追求文章的藝術形式，追求文章的寫作技巧，「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厘」，實質上文章空洞無物，只是「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真」。

駢文統製文壇的後果是使得文壇千篇一律，文章都整齊劃一，雖然用詞用句更為華麗，雕琢得十分精美，但隻重典故，全借古語引申今情，文章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文學的差異性沒有了，文章的氣勢也沒有了。

罵戰從駢文一直到「西昆體」，乃至於「花間派」都沒有放過。

所謂西昆體，是定國詩壇上聲勢最盛的一個詩歌流派，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是以楊億為首的十七位定初館閣文臣互相唱和、點綴昇平的詩歌總集，其詩人中成就較高的有楊億、劉筠、錢惟演。它是晚昌詩風的沿續，藝術上大多師法李商隱，片面發展了李商隱追求形式美的傾向，其詩雕潤密麗、音調鏗鏘、辭藻華麗、聲律和諧、對仗工整，呈現出整飭、典麗的藝術特徵。

但在辛棄疾等人看來，西昆體雕采太甚，用典失度，精麗而流於浮艷，而且思想內容貧乏，脫離社會現實，缺乏真情實感，萬不可取。

至於「花間派」，則是詞風流派，弊病與西昆體類似。

文以載道，若是文人士子皆沉淤於此道，則必是誤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