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世史學家看來，定崇寧三年九月的「鵝湖文會」是不如楚淳熙二年六月的朱、陸「鵝湖之會」影響深運的，但在文學家看來則不然。

首先，第二次「鵝湖文會」參與者遠勝首次，網羅了信州名士不說，便是浙江、福建、南直隸亦有文人士子趕赴其會，這種場面是極其罕見的。

其次，文會共收錄了二百一十八篇講談、詩詞，其中不乏傳世名篇，尤以辛棄疾與陳亮的唱和詞最為傳唱。二人在詞壇的地位恰是由此開始。

再者，「心學」乃是以此為契機奠定堅實之基，終大定一朝壓過理學成為世人認可的學說。要說鵝湖是心學的發祥地也不為過。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一大批名人學者在這次文會嶄露頭角，大名鼎鼎的「信州四子」有了雛形，影響後世深矣。品澀居士馮改之一飛衝天自此而始，青史留名。

但斯時可無人能作此預料。

辛棄疾幾位心學大佬確是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憑藉各自名望聚集了數百士子，終極目的便是為了推廣心學之道。稍稍遺憾的是，這場傳銷……推銷大會不盡圓滿，隻網羅了三兩隻小魚小蝦。

文會第三日仍是心學講談，三大流派輪番洗腦……通過交匯融通，力求整合出一套完整的駁斥理學的可行性理念。

呵呵，大多是老生常談，哲學嘛，哪有那麼容易推陳出新。

倒是「門外漢」陳亮肆無忌憚的大放地圖炮，對準朱氏理學狂轟濫炸，反而吸引了一批擁躉者。

他提倡「實事實功」，並斥責理學家空談心性，譏諷為「風痹不知痛癢之人」。

他主張的「事功之學」，思想的基本要點是「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這和朱子夫的理學思想大相徑庭。

朱子夫認為中國歷史有兩個截然不同階段，三代以上行的是王道，講「義」；三代以三行的是霸道，專講「利」。朱子夫是發揮二程的歷史觀點。

陳亮反駁朱子夫的說法。他說，從孟子、荀子論義利王霸，一直到漢昌諸儒，都不能闡明這個問題，昌代伊、洛的理學家諸公作了闡釋。但如果把三代和三代以後分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說三代專以天理行，漢昌專以人慾行，這樣的說法不能讓人信服。按照這樣的觀點，三代以後的一千八百年歷史「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陳亮認為漢、昌之君同樣有宏大開闊的本領。

朱子夫又用「暗合說」解釋，歷史是由「道」支配的。三代行王道，三代以後的漢、昌君王的行事，可以稱讚的只是「暗合」於道；全面地看，還是「利慾」的表現。所以，堯、舜、三代自是堯、舜、三代；漢祖昌宗自是漢祖昌宗，終究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合而為一。朱

子夫堅持認為三代以後，其間雖然有小康之世，但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的道沒有繼續下去，這個「道」只能行於天地之間。漢高祖、昌太宗，特別是昌太宗，其心「無一念不出於人慾」，是「假仁借義以行其私」。顯然，朱子夫對歷史的看法是歷史退化的觀點。

陳亮認為三代以後，「道」仍在流行，因而不能把三代以後的歷史說得一無是處。但漢昌之君能否勝過三代之君，漢昌能否度越三代？陳亮沒有回答。

關於「成人之道」問題：朱子夫讓人們安坐不動，不問國家存亡，生民之利，「獨善其身」，作道德自我完善的君子儒。陳亮針鋒相對，指出要做「志在天下」，「大有為」的英雄豪傑。這樣的人才能「推倒一世」，「開拓萬古」，大智大勇，才德雙行。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萬轍，因事作則。」

「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

「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為卓然而有見。事物雖眾，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

「必有衣焉以衣之，則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處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為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

「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強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強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

………………

說的好，說的妙，說的呱呱叫。

所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與其誇誇其談，莫如實事功利。

在馮過看來，在這個龐然而堅固的儒家思想（道學、理學）原則指導下，寡婦被迫活活餓死也不許改嫁。音樂、戲劇、繪畫，一律稱為壞人心術的毒品，逐漸被輕視。作詩也屬於墮落行為，因為不專心便作不好，專心則沒時間思考道德和忠君的大事了。其他文學作品，如小說、散文之類，看一眼都是罪過。只有低賤的人才去從事體力勞動。聖人和準聖人系統的道學家，則必須全神貫注道德和道德基礎上的「治國」「平天下」。人們連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態，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輕浮下賤。服從傳統權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貴的善。任何改變和抗拒的念頭，都是邪惡，必須在念頭一起時就予以克制。這就是當時大多數士大夫的意識形態。其本質是「無為之學」，害國、害社會，害人不淺。

陳亮反對這種意識形態，提倡「事功」之學。他感情激昂，風格豪放。他不管儒家那一套拘束，琴、棋、書、畫樣樣都愛。題詩、填詞、作對、舞劍、著文件件皆能。

他認為應該「廣通博洽」，無論儒家經典，還是各種史書，抑或諸類兵家、山川形勢，官民商農等知識，以至農圃園圃，凡符合經世致用的，皆應成為教育內容。陳亮也重視講習儒經，但他不熱衷於文字考據，而是在深刻領會「五經之大旨」的基礎上，面向現實，切於實事，更好地為國家、為社會建功立業。

馮過非常認可陳亮提出的「學以致用」、「勇於創新」、「因人施教」、「師生講論」等方式，以及他拋棄理學的那種靜坐讀書、涵養心性、「存天理滅人慾」的內求方法。

事實上，便連費宏也嘆道：「才太高、論太銳、跡太露，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可畏！可畏！」

但這事功學說恰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尚未「早有蜻蜓立上頭」，只在浙東頗具影響，無法與理學、心學抗衡。即便有人認同支持，卻不敢擺在明面，畢竟在理學當道的大定，你想特立獨行，就得作好「一事無成」的心理準備，這不恰恰有悖於「事功」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要想有所作為，還得積蓄一定的實力才切實可行。

馮過便作此想。

他打心底為陳亮點贊，卻不會公然支持，何以？一是年齡太小，理應多聽多看少說，沉默是金啊，可不能胡言亂語；更何況他本身就刻上了心學的烙印，若是轉投其它學派，正是犯了士林大忌，自掘墳墓罷了。

但不管怎樣，事功，方是救國之道。

至於本次鵝湖文會，在他看來，陳龍川方是最大的亮點，既有慷慨激昂的事功學說的闡述及對理學的鐵血抨擊，又與辛棄疾再三唱和，可封文會風雲榜第一人。

是的，辛陳唱和並非只有文會那兩闕《賀新郎》。

文會結束後，直覺告訴馮過，此事仍有後續。為此，他假借辛棄疾之名告訴負責刊印此次鵝湖文會相關事宜的三伯馮見賢，要麼等上數日再刊印，要麼就將辛陳唱酬二詞摘出。在他信誓旦旦的勸說之下，馮見賢雖然將信將疑，仍是硬著頭皮採納了後者。畢竟，小七這段日子表現的太過驚艷，在族裏算是有了一定的發言權。

待「吉陽書局」將《鵝湖文匯》刊印出來後，讀者便驚愕地發現其中少了辛棄疾的「把酒長亭說」和陳亮的「老去憑誰說」二詞，以為這是馮氏書局犯下的低級失誤，不由一片嘩然。

馮見賢唯有百般解釋，隻道實非失誤乃是有意為之還請靜候佳音雲雲，但也難息眾怒。

好在旬日後，一本題為「辛陳唱和」的冊子上市，這才圓滿了結此事，「高瞻遠矚」的操作也為「吉陽書局」贏得一片贊聲。

是的，「鵝湖文匯」的增刊「辛陳唱和」刊印了六闕詞，除了世人知曉的那二詞，另有「老大那堪說」、「離亂從頭說」、「話殺渾閑說」三闕。

二人的詞中，無不顯示著兩人的氣勢宏偉、慷慨激昂，同時卻也透露出悲壯無奈、蒼茫淒涼之感。

五首往來應答之詞寫得十分精彩，情真意切，蕩氣迴腸，只是用典略多，稍顯古澀難懂。「辛陳唱和集」卻是十分貼心的附上翔實的註釋，讓讀者能讀通。

好一句「據地一呼吾往矣」。

好一句「男兒到死心如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