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為重。」

《太祖實錄》卷十七載曰：「丁酉，下令設文武科取士。令曰，略茲欲上稽古製，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覲其能，策以經世時務以觀其政事。」

本朝開國之初就對科舉頗為重視，而且「考之經術」是考試的重要內容之一。

又曰「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

舉人一詞，最初應是選取任用人才之意。考中舉人者可繼續參加會試，無論成功與否，都可不必再重新參加鄉試，可以根據個人意願不斷參加鄉試，也可以以舉人身份致仕。舉人也可以叫「孝廉」，漢朝取士有「賢良方正科」、「孝廉科」，其中，「孝廉科」是由地方舉薦人才再由朝廷任用。所以，「孝廉」也被作為舉人的別稱。

時人又曰：「古者取士之法，莫備於成周，而得人之盛，亦以成周為最。自昌以後，廢選舉之製，改用科目，歷代相沿。而楚則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謂之製義。有定一沿明製，百餘年，雖有以他途進者，終不得與科第出身者相比。」

大定取士基本沿用秦楚製義的方式，同時肯定了科舉出身士子的地位。至若燕、遼、寧、大理諸國，亦仿定製。科舉考試乃是其時知識分子改變命運、平步青雲的最好方式。

凡音皆竄跡，至藝始呈奇。以此論文學，終憑一一窺。

不過，鄉試未過，馮過卻已是「榜上有名」，這讓他哭笑不得，且徒呼奈何。

但此榜非彼榜，乃「關撲榜」是也。

從秦朝以後的各朝各代，為了阻止賭博惡習的蔓延，都採取了嚴厲的處罰措施。尤其是到了大定，抓賭最嚴格，處罰也最嚴厲：

太宗淳化二年閏二月己醜，詔京城蒲博者，開封府捕之，犯者斬；

《定會要輯稿·刑法志》曰「開櫃坊者，並其同罪」。

由此可見，大定朝廷對抓賭那是不遺餘力的，嚴重的可以砍頭。

但事物也不是絕對的，一入正月，開封府便張榜告示全城：元旦、冬至、寒食這三大年節，放關撲三日。每到此時，市民都喜氣洋洋的，進行關撲的遊戲。

何謂「關撲」？簡而言之便是帶有賭博性質的一種博彩營銷遊戲，在大定極為流行，和那個時空的麻將普及率差不多。一到節日放假這幾天，商家都要開展這種遊戲，進行商品的營銷活動。

它的具體玩法是：當買家看中一件商品，並選擇以關撲交易，商家便開出一個與商品標價相當的押注額和贏取條件，規定贏取條件的最常見方式是拋擲一組銅錢所得到的特定組合，銅錢拋擲結果正面曰「字」，背面曰「純」。同時拋擲一組銅錢全為背面則曰「渾純」，六枚皆純曰「六純」，十枚皆純曰「十純」，以此類推；若買家贏了，就取回押注並免費獲得商品，否則押注歸賣家。

一開始，撲賣的都是小件商品：從吃的，如糖蜜糕、灌藕、時新果子、象生花果、鮮魚、豬、羊蹄肉、豬胰胡餅，到用的，如細柳箱、羅桶杖、諸樣藤作、銀絲盒子、烏木花梨動使、畫燭；從穿戴的，如花環釵朵、篋兒頭飾、銷金裙、緞背心、銷金帽兒、逍遙巾，到玩耍的，如四時玩具……可以說應有盡有，都一一排列上市，參與關撲。

但逐漸的，商品的品種越來越多，後來出現了高檔商品，珍玉、奇玩、匹帛、以至車馬、地宅、歌姬、舞女，都可以作價而撲之。也就是說，把人也當成了可以進行約賭的商品。

後來這種遊戲被傳入宮廷，連皇帝都參與進來。仁宗便時常同宮人關撲，他的技藝不高，常常將身邊的錢輸個乾淨。他欲罷不忍，便向宮人商借他輸去的錢再博，可是宮人卻嬉笑道：「官家大」，不肯將羸來的錢還給皇帝，仁宗也無可奈何。

「東市鬥雞西市鞠」，鬥雞、蹴鞠乃是其時最為流行的博戲。

定人又說，「一分使錢一分踢。」上場蹴球是不是全力以赴，就看輸贏的彩頭多不多。不過，大定的足球俱樂部並不是鼓勵「賭球」，齊雲社製訂的社規包括「十禁戒」：「戒多言，戒賭博，戒爭鬥，戒是非，戒傲慢，戒詭詐，戒猖狂，戒詞訟，戒輕薄，戒酒色」（在此可內涵一下某男足）。但從「戒賭博」被列入齊雲社禁約，也可以看出時人「賭球」之盛，否則就犯不著強調「戒賭博」了。

時人用來博戲的球類運動，不僅僅是蹴鞠，還有「高爾夫球」——你沒有聽錯，時下也玩「高爾夫球」，稱之為「擊球」、「捶丸」、「打球子」，名字雖然不叫「高爾夫」，但玩法跟現代高爾夫球是差不多的。神宗皇帝曾與兩位親王賭打「高爾夫球」：「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內打球。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隻告罷了青苗法。」說得神宗很不爽。

「余少時多好，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踘、擊刺、戲弄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幾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於攻詩最久。……雖精於詩，亦復何用？曾不如醫藥、卜筮、方技，猶可以自給；蹴踘、博弈之流，猶為人所愛幸。」

這是某文人自述，瞧瞧，蹴球可比寫詩更受世人「愛幸」。

人們為什麼喜歡包括賭球在內的博戲？大才女李清照說：「好博，人之常情，小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止渴，稍蘇奔竟之心，畫餅充饑，少謝騰讓之志。」意思是說，博戲可以滿足人們的「奔竟」、「好勝」之心。

嗯，馮過表示有些懵，有些亂，有些「久仰」。

那個時空，他假假的算是個文人，對李杜、蘇軾、柳永這等文人墨客自是心生仰慕，對李清照、蔡文姬、朱淑真、劉令嫻、謝道韞、卓文君、薛濤這些才女更是傾慕不已，奈何錯位時空、緣鏗一面哪。

不想，這個時空李大才女居然也在，好像是不能搬運她的名篇了……啊呸，據辛棄疾說（馮過特意拜託老辛打探此事，「濟南二安」嘛，跨越時空的CP，咳咳。），李姑娘也寓居東京，雖然年方二八，卻已是才名滿京城。如此說來，早晚能見伊一面的。可惜的是會試在南京考，若在東京的話倒是可以想法拜見一番。嗯，除非「冒籍取解」。

本朝初，洪武三十年丁醜科會試，北方士子無人中第，引起南北士人的激烈對抗，導致了一場科考案——「南北榜事件」。

是年二月，劉三吾與白信蹈主考會試，錄取五十二人盡為南方士子，被稱為「南榜」。發榜後，北方士子十分不滿，指責劉三吾「三吾等南人，私其鄉」。太祖於是詔令張信等十二人覆閱，仍維持原榜不變。結果又有傳言說，張信與劉三吾串通，故意呈送北方士子中的劣等試卷。太祖震怒，令「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親自閱卷，重定一榜，錄取六十一人都是北方士子，被稱為「北榜」。

在遷都汴京後，永樂元年，北京國子監建立，更多的北方考生得以入監學習。十三年，東京首次舉行會試。此次會試中，進士王翱因籍貫臨近東京，而受到皇帝優待。「帝時欲定都東京，思得北士用之。翱兩試皆上第，大喜。特召賜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遷行人」。

隨後，因缺乏相關制度保證，南方士子在科舉競爭中重新取得領先地位，北人很難在會試中登第。於是，仁宗決定對南北士子分卷錄取：「科舉之士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近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

宣德年間，南北分卷錄取制度在會試中正式實行。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歸入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歸入北卷；一些不易劃分南北或文化較落後、士子登第困難的地區附中卷，有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二府，滁、徐、和三州。

又重定鄉試解額，與政權關係最密切的兩京地區分配名額較多。「定額南京及國學八十名，東京及國學五十名」，其他各省至多不過四五十人。因東京解額較多，在會試中歸為北卷，不如南卷競爭激烈，於是許多士子都設法在北京順天府「冒籍取解」。

但，馮過可不想負「走捷徑」之歪名，老老實實的在南京應考便是。至於李清照，有緣自能相見。

話題轉回來，雖然朝廷明令禁賭，卻是禁而不止，大定自上而下好賭成風。

鄉試也是博賭大盤，其中一種玩法便是博解元及五經魁之人，文人士子最喜押撲。

而馮過在「解元」賠率排行榜上高居第三，只在臨川汪革和廬陵胡銓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