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袁昶家人警惕一些的是吏部侍郎許景澄的家人。28日一大早，剛吃完早飯的許景澄還沒把上衙門的官服穿戴上，僕人就送進來一張片子，說有個客人求見。許景澄說他要上衙門，沒有時間見客人，僕人出去一會兒又回復："客人說慶親王請大人立即到總署，有緊急事協商。"許景澄嘟囔了一句。昨天散衙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緊急公事，是不是軍事緊急了？於是立即出門。這時，機警的僕人攔住了他，說請大人的那位客人窺視內宅的神色令人懷疑，還請大人多加小心！於是，數個隨從跟隨許景澄上了車。許景澄的車剛出衚衕口，立即被蜂擁而上的十幾名營兵裹挾著往北而去。車內的許景澄感到方向不對，營兵們回答："王爺召集會議改在提督，不在總署了。"車到提督府，營兵們讓許景澄的隨從們回去，說這裏有人侍候大人，話說完，就把許景澄擁了進去，然後推進一間小屋，隨後屋門被反鎖。正在疑惑的許景澄聽見隔壁的小屋裏有大聲咒罵之聲，仔細聽，是太常寺卿袁昶的聲音："說我和許大人擅自改旨，證據何在？"他立即明白了什麼，同時也糊塗了起來：改旨？改什麼旨？袁昶，一個清醒的、糊塗的、對國事認識深刻、對官場認識膚淺的、站在今天普遍的史觀上著實無法評價的帝國官員--真真的是個性情中人。有人把他列入"和帝國主義穿一條褲子的中國人"和"庚子年代著名的漢奸"；也有人稱讚他是個"真正的愛國者"，甚至有人說他"乃真勇者"，"最以氣節學問著"。袁昶以戶部主事初登官場，任總理衙門章京，後以員外郎身份外放寧池太廣分巡道員，又升江寧布政使。"戊戌變法"後，為總理衙門事務大臣，授太常寺卿。太常寺是專門管理皇家祭祀事務的機構，因為是個級別很高但沒有什麼實際功能的機構，戊戌變法時曾經被光緒皇帝下旨精簡。變法失敗後，這個機構又得到了恢復。三品官職對於袁昶來講僅僅是級別的象徵，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總理衙門。他堅決主張鎮壓義和團，堅決反對對外宣戰，立場從來沒有含糊過。在滿朝官員都被載漪的氣勢下嚇得不敢出聲的時刻，他一再上奏，鮮明地闡明自己的立場，史料中至今完整地留有他措辭激烈的"庚子三奏"。6月17日，袁昶在寫給朝廷的第一封奏摺中堅決反對義和團農民們的種種破壞行為："殺教民，亂秩序，擾民生"，"焚毀盧保鐵路，京津鐵路電桿，又毀京津至張家口電線，特別是破壞鐵路和電線，此皆國家派員出內帑借洋款，集數十年之物力所經營，一旦焚毀千數百萬巨資，深堪惋惜"。他要求政府"治亂國，用重典"，"凡遇頭扎紅巾，身系紅帶，持刀放火殺人之匪"，統統"密拿嚴辦，就地正法，格殺勿論"。同時，他嚴厲指責姑息和縱容義和團的官員在"養癰貽患"："該匪膽敢潛入京師，盜兵輦轂之下，焚毀教堂，攻擊各使館，縱橫恣肆，放火殺人，震驚宮闕"。"京都為萬國所瞻仰，氣象蕭索，一至於此。自有亂民不治，任其焚殺叫喊，實貽鄰國之恥笑"。袁昶為此特別開列了應該"拿辦"之人的"懸賞"的規格，價錢大得驚人："縛獻匪首所謂老師祖大師兄者，賞銀二萬兩，立即超擢官階。擒斬該匪團長一名，賞銀五百兩。余匪計首一級，賞銀一百兩。"應該注意的是，這樣的奏摺，是在載漪等帝國的大員已經把義和團引進了北京城，全城的官員都在"戶戶開門迎接"的時刻出現的。袁昶的"三奏"，見榮祿致許應■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2～169頁。一個月之後，也就是在董福祥的甘軍攻打使館總是未果，京城內的教堂一片火海的時刻，袁昶在第二封奏摺中說："匪以仇教為名，波及使館，復以攻使館之故，波及官民。輦轂之下，任令亂軍亂民縱橫盪決，伊古至今，實為罕見。""提督董福祥所統甘軍，尤與之聲勢相倚，狼狽為虐，使館附近居民，遭池魚之殃者，不可勝計。""夫以數萬匪眾，攻四百餘洋兵所守使館，至二十餘日之久，猶未能破，則其伎倆亦可概見，尚得恃血氣之勇，收禦侮之效哉？"他堅決反對對外國使館的攻擊，認為這是違反國際公法的愚蠢舉動："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復。"同時，他對各國調兵來華舉動的真正的意圖深感懷疑和憂慮："今各國紛紛調兵，以帶剿匪為辭，疑之者謂乘機窺竊，信之者謂其心無他，臣愚莫測其究竟。而拳匪種種無法，早當痛剿，已不待外人諄請，更何況外人代庖！"且"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為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此刻，袁昶已經感到自己的聲音可能招致大禍，但是"臣亦知飛蝗蔽天，言出禍隨，顧念存亡呼吸，區區螻蟻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太后皇上聖鑒。"袁昶的"三奏"，見榮祿致許應■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2～169頁。第三次上奏的時候，可以說袁昶是真的不想活了。那時李秉衡到達了北京，慈禧重新堅定了與洋人決戰的信心，滿朝官員們跟在載家兄弟的身後歡呼雀躍，準備帶領各地勤王部隊和手拿各種"法器"的義和團出京迎敵。就在這樣的時候，袁昶"請殺主持義和團大臣"的奏摺到了慈禧的案頭。不要說這是直接主張殺載家兄弟的奏摺，其實奏摺上主張該殺的人已經包括了慈禧本人。奏摺堅持一個觀點，那就是目前的局勢已是危機迫在眉睫--"竊自拳匪眾肇亂，甫經月余，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擎全球。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袁昶這一次直截了當地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支持義和團的官員，並且公開主張只有殺了這些人帝國才能安定下來--"今之拳匪，竟有身為大員，謬視為義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為各國所仇，且為各國所笑。"他深刻地指出亂民可以"扶國"，同時也可以"傾之"，認為帝國造反的農民喊出"扶清滅洋"幾同"以天下為兒戲"。且質問："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如果"僅滅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之洋人，則洋人多於華人十倍"。因此，把這個包藏禍心的口號當做支持亂民的理由的官員"尤可誅"。袁昶最後貨真價實地開列了應該殺的帝國官員的名單，其中包括：山西巡撫毓賢、直隸總督裕祿、甘軍首領董福祥、大學士徐桐、軍機大臣剛毅、趙舒翹和啟秀等，並且要求把附和這些官員的人"一律治罪"，不得因為是皇親國戚就饒恕他們。他還要求，等國家一旦安定下來之後，再殺自己--"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袁昶的"三奏"，見榮祿致許應■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2～169頁。據說慈禧看了這封奏摺後，隻說了一句話："此為有膽之人。"那天袁昶一回到家即對家人表示："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死在亂民手裏，曷若死於司寇。苛死而朝廷頓悟，吾無憾矣。"榮祿致許應■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1頁。家人圍著他哭，他告訴家人自己以身殉國之後，他們是留京還是回南方老家，隨便。慈禧當時沒有動怒而殺袁昶，是因為慈禧對袁昶的印象一直不錯，她曾說過："此人甚好。"其主要原因是"戊戌年曾以康有為之陰謀奏予知之"，由此而來可見袁昶在戊戌變法中反對變法的觀點也直言不諱--那時他是站在慈禧的"後黨"一方的，而現在，他顯然是在光緒皇帝一邊的，從這一點上看，無論歷史給袁昶下什麼定論，可以肯定的是，他絕不是一名投機政客。因此，在那群渾渾噩噩、蠅營狗苟，把國家當做賭場的帝國官員中間，袁昶的形象多少令人心頭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