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史家都認為，慈禧作為"一介女流"，載漪作為紈絝子弟，他們在對待義和團和洋人的問題上做出愚蠢的舉動"情有可原"，但是，剛毅作為軍機大臣，為何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不為國家利益著想？

其實，這是高估了剛毅的"政治水準"。極端迷信義和團神權思想的人在帝國的大員中何止剛毅一個，不是連帝國最有"學問"的大學士徐桐、"賢吏"毓賢在這個問題上也持一樣的觀點麽？

剛毅是官員，官員自有為官之道。剛毅為了和榮祿爭功較勁，公開呼籲把光緒皇帝廢除，直接讓載漪的兒子當皇帝。

為了網羅黨羽和削弱榮祿在慈禧面前的勢力，他極力主張讓載漪當帝國的總理各國事務總管。

他和載漪一拍即合，成為1900年間大清帝國官場上結黨營私的典範。

1900年，即將面臨巨大政治危機的中華帝國，就是在這樣一個最高權力機構的掌管決策下一步步地走向災難的。

軍機處首領禮親王根本不"上班"，軍機處的平房實際上成了剛毅和榮祿這兩個權勢最盛的滿族軍機勾心鬥角的場所。

榮祿依慈禧的威力而自傲，剛毅挾載漪的前景而自驕，二人勢均力敵，各不相讓，使得軍機處在對國家政局做出重大決策的時候，其他各位軍機總是要在這兩個人勾心鬥角、話中有話的氣氛中來回揣摩。

當時，剛毅正在鬧"職稱"問題，因為他僅僅是協辦大學士，是個"副宰相"，屬於"有相權而無相位"的軍機。

帝國的大學士名額是固定的，滿漢各二，當時的兩個滿族大學士為榮祿和昆岡，兩個漢族大學士為徐桐和李鴻章。

而榮祿是正宗的"文淵閣大學士"，即"有相權又有相位"的正宗軍機，而且是帝國軍機大臣中惟一的正宗。

論當軍機大臣的資歷，剛毅比榮祿要早四年多，因此他心裏總是不服氣。

大學士的替補，要到一個大學士死了以後才有機會，剛毅看到榮祿和昆岡都還很結實，根本沒有突然死亡的可能，因此心裏總是十分不暢。

他和榮祿之間不存在關於國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他們的衝突純粹屬於"私仇"--最可怕的是，帝國官員之間的"私仇"往往是處理國家事務時的思考參照。

剛毅和榮祿只要有機會給對方一擊，就絕不會錯過；即使沒有機會，他們也會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

有一天，剛毅和榮祿同在軍機處，剛毅摔摔打打罵罵咧咧地發泄不滿，榮祿故意問他有什麼不痛快的事，剛毅滿不在乎地說："公與昆曉峰各佔一正揆缺，我何時得補正揆？

想及此，是以怏怏。"榮祿皮笑肉不笑地回答："何不用毒藥將我與曉峰毒斃？

"剛毅勃然大怒，他告訴榮大人：不是沒有這一天！1900年夏天，那些倒在北京城大街小巷裏的帝國的臣民們，有誰會知道掌握著帝國命運的軍機處其實就猶如帝國鄉村中張長李短的土炕頭--生民就是這樣如同草芥了。

沒有適當的理由來解釋，中國北方的一個人口僅僅百萬，1599年才有自己的文字，1601年因為開始實行八旗兵製才把部落間尚不十分緊湊的同盟相對地組織起來的遊牧民族，怎麼會在1644年彷彿是一夜之間便贏得了主宰廣袤的中華國土的權力，開始治理一個有著數千年文化、數億的人口和無邊的田地的龐大的帝國。

一個不知是野史影響了正史，還是正史影響了野史的解釋是：1644年春天，一個叫做吳三桂的明代將軍，因為一個愛妾的丟失而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場--"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吳將軍打開了踞守中原的山海關的大門，結果影響了數億中國人今後幾個世紀的命運。

1900年，滿族人已經有效地統治和治理這片遼闊的國土達二百多年了，至光緒已是第10代皇帝。

滿族人在統一中華全境之後，為了鞏固政權，皇帝勤奮努力，官員齊心合力。

大清中葉以前的某段時期，尤其是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的百年間，滿族人治理的這個帝國曾經達到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的高峰，中華帝國一度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庶最強大的國家，其疆土遼闊，國防穩固，經濟繁榮，政治靖和，人稱"康乾盛世"。

但是，在人類發展史上，任何一個種族的國家，只要是帝王專製的政權，幾乎沒有異樣地會演奏出創業、發達、衰敗三部曲，如同某種自然規律一樣不可抗拒。

大清帝國政權的衰敗是從乾隆中葉，即帝國發展最鼎盛的時期開始顯露的。

太平盛世，豐衣足食，享樂之風漸起，直至奢華日盛。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皇家船隊奢侈到了傾盡人間想像所能及的富麗堂皇，皇帝所到之處眼前無不是地方官員進獻來的人間寶物，地方官員為了自己的"前途"開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國終於裂開了它走向腐爛的第一道縫隙。

到了光緒年間，效率低下、貪汙成風、奢侈腐化等官場上的一切醜陋行為已經成為帝國官場的風俗，所有的帝國官員都公開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著最醜陋最骯髒的官場遊戲規則："官可價得，政可賄成。

"--這是一部中國歷史中最黑暗最骯髒的部分。歷史的明鑒是：每當一個政權的官職演化成一種徹頭徹尾的商品的時候，這個政權就不可避免地開始危險了。

大清帝國的官職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商品，是因為無論官職大小，帝國的官員們"無官不貪"。

光緒年間的帝國官職根據大小都有明碼實價，"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而如果是"一任貪知府"呢？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後回廣東原籍時，其隨帶的財物之多成為當時整個帝國最轟動的新聞。

有人站在碼頭上數他的行李，七百多名搬運工日夜搬運，搬了整整10天。

慈禧太后應該是帝國最大的"官"了，《清稗類鈔》中曾有記載說，慈禧早在甲午戰爭以前，就有"私蓄"折英國幣製1500萬英鎊。

這些"私蓄"在聯軍佔領北京她倉皇逃亡的時候，被埋藏在了紫禁城裏的地下。

1901年她回京之後，發現所藏的金錢已被盜走了一部分，剩下的大約還合900多萬英鎊。

但是，沒過兩年，她的"私蓄"猛然增至合2500萬英鎊。按照當時的貨幣兌換匯率換算，約為中國白銀8000萬兩以上。

如此巨大的款項從何而來？來自官職的買賣。任何一個官職的空缺都是交易的機會。

而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人就可以是官職的最大囤積商和出售商--"慈禧賣各種肥缺，以為常事。

"況且，帝國的海關監督、稅官監督、織造、鹽政等公認的"肥缺"都屬於她的私人財產而一直"懸價而賣"。

慈禧賣的全是巡撫、督軍以上的大官，她的大管家李蓮英是這些買賣的"中間商"。

各省巡撫的職位是最值錢的，即使經過李蓮英的中間折扣，到慈禧手裏的依舊不是一個小數目。

賣官的風氣傳到各大臣和滿族貴族時，暗中的交易就更加難以描述。光緒的父親醇親王、慶親王奕等都是帝國最著名的受賄者，這些掌握著國家重要權力的親王們生活糜爛的程度令世人不可想像--"花銀像流水一樣"，而銀子的來源誰都明白。

慶親王奕知道他之所以能夠"有官可賣"依靠的是誰，於是對慈禧的賄賂手段無以復加。

胡恩敬《國聞備乘》中記載道：麻雀之風，起自寧波沿海一帶，後漸染於各省。

孝欽（慈禧）晚年，亦好此戲。奕譴兩女入侍，日挾數千金與博，輒佯負，往往空手而歸。

內監宮婢，各有賞犒，每月非數萬金不足供揮霍。又自西巡以後，貢獻之風日盛，奕所獻尤多。

孝欽亦頗諒之，嘗語人曰："奕死要錢，實負我。我不難去奕，但奕即去，宗室中又誰可用者？

"蓋奕貪婪之名，上下皆直言不諱，言路以次參之，宜孝欽付之一笑也。

然孝欽即知其弊，不急罷貢獻，猶縱兩格格入宮，以博弈戲為事，則未免累於嗜好矣。

胡思敬：《國聞備乘》。明明知道有不少揭發於國於民都責任重大的總理衙門大臣慶親王貪汙受賄的奏摺，而且慈禧也知道他"實負我"--注意，慈禧的"負我"，實際上是誤國，這是帝國最高權力的掌握者混淆"國事"和"家事"的習慣用語--但是慈禧就是不處理。

她的借口是，在宗室中找不出可以替代他的人。然後她把貪汙、受賄以及"負我"的事"付之一笑"。

然而，在史料的深處，藏著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如果還留著他，慈禧每天可以得到不少錢。

奕的手段即使今天看來也並不新鮮，那就是派人陪著慈禧打麻將，現金籌碼，但玩得很大，並且故意輸錢--"每日輸千金"。

陪同的人輸給慈禧的錢越多，奕付給負責陪玩的人的工錢越多--慈禧幹嗎要自斷財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