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乩語：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

男五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產。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球俱發藍。

天無雨，地焦乾，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發怒，仙發怨，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非白蓮，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著人體把拳傳。兵法藝，都學會，要平鬼子不費難。

拆鐵路，拔線桿，緊急毀壞火輪船。大法國，心膽寒，英美德俄盡消然。

洋鬼子，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義和團乩語·其一》，載《義和團史料》。

洋人們認為，漢語中有一個字最難解釋明白，英語將其委婉地翻譯為"憤怒的物質"--這個漢字就是"生氣"、"氣憤"或者"氣概"的"氣"。

帝國農民的肚子裡充滿了"氣"。他們同時認為，他們的"神"的肚子裡同樣也充滿了"氣"。

儘管沒有一個帝國的農民能夠清楚地說出他們的"神"是誰或者是什麼。

說帝國的"神"發怒了，不如說是帝國的農民發怒了。帝國的農民就是威力巨大的中國"神"。

農民問題是帝國一切問題的要害。中華帝國從它開始成為一個國家時起，就始終是一個農民的國家。

千百年來，無論馬力多麼大的蒸汽機都改變不了中國的這個現實，原因很簡單，在這個擁有著世界上最龐大人口的帝國內，90％以上的人口是從事農業耕作的農民。

如果說這個體積巨大的帝國是一座結構複雜的建築物，帝國的農民就是這座建築物的地基。

但是，這個地基是一層鬆散的沙土層。廣袤的帝國土地上遍布著農民的村落。

平原上一望無際的青紗帳，貧瘠的崇山峻嶺中細碎的梯田，光脊樑的壯年、樹陰下的老人、石磨邊的女人，骯髒簡陋的農舍裡昏暗之處因為飢餓而啼哭的孩子，即使春天有牽牛花開放，花陰下窩著的狗依舊無精打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千百年來帝國村落的景色不變。

帝國的農民是世界上最認真計較的人，也是最提心弔膽的人，他們可以為了一根乾枯的莊稼稈而爭吵，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最貧困的生活使他們必須如此。

帝國的農民時刻擔心著他們沒有力量抗拒所有的力量：揚著下巴的官員、行蹤不定的土匪、說一不二的村霸和反覆無常的氣候。

他們幾乎從來沒有類似"國家"或者"集體"的概念，因為只要交納了賦稅，"國家"和"集體"就把他們忘乾淨了。

不管向他們收賦稅的是什麼人，帝國的農民不知道自己的皇帝是誰並不是笑話。

土地極度遼闊和個體經營方式使帝國農民的鬆散程度曾經令許多外國學者感到不可思議。

19世紀末，帝國官員的數量和他們應該管理的人口數量不成比例，儘管帝國的上層衙門人浮於事結構臃腫，但是管理地方事務的基層官府編制卻極其精練。

帝國的近代史料中，常見有縣、鄉衙門稱謂牌子的記載，而沒有按時"上班"的官員的花名冊。

於是，帝國的許多農民一輩子也沒見過任何一個政府官員。帝國的農民自己"管理"著自己。

鄉村裡的富戶們依仗財大氣粗制定出的夾雜著風俗、神話和巫術的"鄉規"，將帝國的農民禁錮在物質和精神極度貧瘠的狹窄空間之內。

帝國農民的生存需求普遍維持在生命需要的最低點上，他們因此而成為世界上最勤儉最耐勞的種群。

他們沒有遺漏自然界中任何一種吃下去不會中毒死亡的東西，田野中的各種野菜、河溝裡小手指大小的魚、海灘上紐扣大小的貝類，全都是他們活下去的希望。

枯草和小樹枝被老人和婦女小心地拾起來當做燃料，收割莊稼的時候，孩子們幾乎趴在地上將散落的糧食顆粒拾起。

中國的烹調技術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對於帝國的農民而言，是肚子而不是口味決定著他們吃什麼，他們甚至不能奢望吃飽。

帝國大廈的地基是流沙。因為帝國最廣大的農民世代依靠著最偶然、最渺茫、最不定的因素生存著，那就是：地裡的莊稼長勢如何。

所以，任何一個異常因素的影響--雨下少了，風刮大了，蟲子多了，兵荒馬亂了--這個龐大的帝國便會搖搖欲墜。

儘管中華帝國的疆土橫跨地球上最適於耕種的氣候帶，但大自然卻似乎從來沒有格外關照過這個人口最多，最需要糧食的國家。

帝國農民敬仰的老天爺在管理天氣上和這個帝國政府執行其職能一樣，常常一塌糊塗。

帝國的晚期，好像要驗證中國人一直相信的關於朝代沒落同"天象兇險"的觀念一樣，自然災害中的水、旱、風、蟲、疫、霜、雪、火接二連三地降臨了。

晚清後50年裡，僅見於官方記載的受災地域就達18111萬州縣次，具體到一個省，如直隸，受災的村莊達到20萬個。

在所有的災害中，以水、旱兩災最為嚴重。晚清後50年裡，中國全國發生水災達236次，海河流域涉及的受災地域達3237州縣次，每年平均有40個州縣淹沒在渾濁的洪水裡。

長江流域也連年洪水泛濫。而"華夏水患，黃河為大"，流經中華帝國腹部的黃河，是這個星球上最古怪的河流。

它是哺育世界上最早的人類文明的搖籃，同時也是扼殺人類生命的最兇殘的兇手。

它那獨一無二的金黃色河水衝擊出太平洋西岸的大平原後，兩岸脆弱的河堤因抵擋不住年年抬升的洶湧河水而一次又一次地潰決。

晚清末期，這條大河平均兩年便大規模決口一次，有的年份一年決口數次。

開封西北三十裡堡黃河堤防的一次決口瞬間便把偌大的一座城市全部淹沒，數百萬人失去生命。

1898年6月，黃河在山東東阿縣決口，附近的數縣一片汪洋。山東巡撫張汝梅奏稱："本年黃河水之大，雨水之多，為數十年未有，而災情之重，災區之廣，亦為近數十年所罕見。

"《文史知識》2000年第9期，總字231期，中華書局，第17頁。

然而，對19世紀末帝國農民的生存威脅最大的還是旱災。那一段時間，全國連續發生的大旱達140次，就連湖泊縱橫、河流密布的帝國的南方也頻頻告急：江山縣大旱，河流枯竭。

鎮海縣大旱，舟楫不通。蕭山縣大旱，河床裸露。鎮河縣大旱，稼禾盡焦。

四川連續發生"壬寅大旱"和"甲辰大旱"，遍地餓殍，慘絕人寰。更嚴重的旱災發生在帝國的北方，涉及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受災面積之廣、災民數量之多世所罕見。

河南"自春至夏，雨澤逾期，旱象日見"，山東"夏季歉收，秋稼未登"。

山西無處不旱，"待賑饑民逾六百萬之眾"。陝西渭河流域40個縣受災，"死亡枕藉"。

靠天維生的帝國農民的生命極其脆弱，天若數月不下雨，他們就大批死亡，如同野草。

晚清最後幾十年因為天災死亡的農民的數字無從查考，但絕對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因為僅據有關史料的記載就可以看出一個大概：山東、陝西水災和浙江地震，死亡28萬人；直隸水災以及河北大水、甘肅大旱，死亡1500萬人。

黃河決口、蝗災波及河北、山東、河南和湖北，死亡800萬人；安徽、陝西、山東旱災，死亡1000萬人以上。

光緒"丁醜奇荒"中，僅山西一省就死亡500多萬人，這個數字佔該省總人口的1/3。

沒有死的帝國農民開始了大規模的逃亡。山東黃塵滾滾的土道上，河南荒蕪的田野上和河北乾涸的河床邊，數百萬流民在絕望中行走。

他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孩童啼哭，成人無淚。為了生存，人人相食的現象時有發生--"有一家食過小孩數個者，有一人食過九個人肉亦自死者"。

面對如此鋪天蓋地的災難，帝國政府通常的賑災辦法是設立"粥廠"。

北京六門外的"粥廠"調撥官倉大米15萬石。但是，在帝國的國土上依舊有越來越多的災民餓死在城牆之下，荒野之中。

對於上千萬的災民來講，"粥廠"無異於杯水車薪。帝國政府害怕發生"民變"，於是禁止流民流動。

清代學者俞樾的《流民歌》雲："不生不死流民來，流民既來何時回？

欲歸不可田無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風萬雨，不借一廡。

生者前引，死者臭腐。籲嗟乎！流民何處是樂土。"（清）俞樾《流民歌》，轉引自《晚清遺影》，孫燕京主編，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