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的官僚階層是中國歷史上最奇特的群體之一。不了解這個群體的思維模式，就無法解釋發生在中國歷史上連綿不斷的奇聞怪事。不了解這個群體的行為特徵，就不能說了解了中國，了解了這個東方民族。中華帝國官僚階層最基本的思維模式和最顯著的行為特徵是：徹底混淆國事與家事的區別。關於"國"與"家"的概念，中國人的思維邏輯從這塊大陸上有了"國家"的那天起，就似乎沒有清晰過。中華帝國延續千年的政治和文化，從根本上講，是架構在以宗法血統為基礎的"家庭式"框架之上的。從秦到清的帝國政治從來沒有和家族統治剝離開來。儒家學說從道德倫理上把"國"與"家"描繪成一個整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國家也是家庭的等級和階級模式。"齊家治國"是中國漢族人的道德宗師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以後的中國人向來認為治理國家不過是管理一個放大的家庭。中國封建社會的朝代歷史都是以某姓的一個家族"坐天下"為標誌的。一個家族，甚至一個人物的興衰，便會成為至今沿用的劃分中國歷史某個階段的絕對標準。這個特徵表現在政治行為上，就是在中華帝國的國家政治中，"公"與"私"的區別、"國"與"家"的區別幾乎微乎其微，"公事"就是"私事"，"私仇"就是"國讎"。於是，某個人的個人命運就會影響抑或可能導致整個帝國的興盛或者危機。西方人一直認為自己的"個人主義"優於中國的"大家庭主義"，其實在中國，西方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根本不存在。中國人每一個人都籠罩在與生俱來的"個人家庭"和"國家家庭"的雙重包圍之中，每一個人都與生俱來地不曾也不能真正地"個人"過。無論是在道德倫理上，還是在國家政治中，每個人都將遵守著一份由宗法血統交織而成的契約，這個不會被時光割斷的契約在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西方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的。因此，中國從來沒有過西方意義上的所謂"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雖然中國人一向恥與談及"私有財產"和"個人價值"，但是，在漫長的封建帝製時代，"私產"的概念竟然可以是整個國家--至少對帝國的統治階層而言就是如此。於是，中華帝國的官員的所有行為都是在為某一個家族負責，而對這家族的負責就等同於對整個國家負責；同時，由於官員階層扯不斷的家族血統關係，所以官員們的所有行為也是在為自己負責，為自己負責也等同於為國家政權負責--中華帝國歷史上官僚們的個人悲喜劇，幾乎都是同一樣的模式：或者因為得寵於"家長"而飛黃騰達，或者因為冒犯了"家長"而滿門抄斬。這樣的模式被中國的所有文學藝術當成絕對的骨幹情節，弄得一個泱泱帝國的形象永遠像夫妻失和婆媳鬥嘴的張家堂屋或李家後院，弄得一部中華帝國的歷史永遠如同一本隻記錄著柴米油鹽婚喪嫁娶的瑣碎日子的流水帳。中國人依賴和依附於家庭，因此，正如中國人對個人家庭的煩惱時不時要發些牢騷一樣，中國人發國家牢騷的民風也是世代相傳舉世無雙。而且，中國人就是喜歡這樣的歷史，他們評點起國事來如數家珍。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世界上恐怕沒有比中華帝國的臣民對皇族"家長"式的統治更心安理得、更津津樂道、更心存依賴的了。這是也許是解釋中華帝國的歷史之所以苦難連綿的切入點之一。大清帝國，從開國到完結，歷代皇室的名字是胤、弘、永、綿、奕、載、溥、毓、恆、啟。其中"載"字輩們統治的年代，是中華帝國歷史上最痛苦的年代。應該說，對於一個國家，沒有比決定一國統治者的人選更"國事"的事情了。1900年的元旦前夕，當慈禧太后決定廢除光緒皇帝的時候，大清帝國的這位一國之君竟然沒有任何反抗的勇氣。除了皇帝本身的軟弱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這是"家事"！在中國，儘管你是皇帝，但是你只要不是"家長"，你就沒有決定什麼的權力。當皇宮裏開始議論廢帝立儲的時候，皇親"載"字輩們都激動萬分，因為接替光緒皇帝帝位的人選是端郡王載漪14歲的兒子，這就意味著"載"字輩的皇親中，載漪的一支即將開始興旺發達了。慈禧太后讓給即將下台的現任皇帝封個名號，已經當上皇儲的老師且同樣沉浸在飛黃騰達的激動中的大學士徐桐迫不及待地主張給光緒封個"昏德公"的名號。這是對現任皇帝的公開侮辱，而光緒皇帝就在現場。這時，端郡王載漪的弟弟載瀾看了光緒一眼，發現這個皇帝"神情恍惚，宛如夢中"。而當現場的漢族大臣們對徐桐的做法表示反對和憤慨的時候，一直默不作聲的慈禧突然開口說話了，語氣緩慢而低沉，但字字清晰，她說這是我們家裏的事，召你們來不過為體面而已！理應比滿族皇族對儒家精髓理解得更深刻的漢大臣們，聽到這句話之後，由於羞愧和恐懼個個面紅耳赤，戰慄不已。慈禧的話是詮釋帝國政治的絕妙經典，幾乎可以解釋帝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6月，京城初夏，陽光明媚。風沙瀰漫的春天已經過去，天空明朗了起來。幾場暖雨把蒙了一層灰塵的樹葉洗刷乾淨，帝國北方各種長滿小葉子的樹木樹影婆娑，枝繁葉茂，色調沉重的帝都到處鑲嵌著鮮嫩的綠色。楊柳的花絮剛剛飛過，槐花濃鬱的香氣依舊在空氣中殘留。平民院子裏的石榴花蕾已經綻出深紅的顏色，而宮廷裡的池塘也綉上了斑斕的浮萍。雖然端午節已過，但是租船飲酒的八旗子弟仍留戀在東便門外二閘附近的河面上，他們彈著三弦，搖著八角鼓，唱著單弦岔曲：五月端午，街前賣神符，女兒節令，女兒節令把那雄黃酒來沽。櫻桃桑葚，粽子五毒，一朵朵似火榴花開端樹。一支支艾葉菖蒲懸門戶，孩子們頭上寫個王老虎。姑娘們鬢邊斜簪的是（那個）五彩靈蝠。京城裏的人認為，"善正月，惡五月"。五月裡天清氣朗，但是容易鬧鬼。於是，進入農曆五月後，家家都在門上貼鍾馗像。鍾馗具體是一個什麼人物，很難考證，但據說是唐朝人，因為參加朝廷的武舉考試沒有被錄取而憤然死去。死後"託夢"大唐皇帝，說他決心"滅除天下妖孽"。從夢中醒來的皇帝於是讓畫工吳道子畫出鍾馗的人像，貼於門壁，用以避鬼。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平民出身的男子即使沒有"功名"，甚至就是死了，也要盡保衛皇帝的天職，因為他是皇帝的"子民"--這個中國辭彙的意思是：對於統治者而言，任何一個中國人生來就有雙重身份：兒子和臣民。但是，一個中國男人考試落第和天下的"妖孽"之間存在著什麼邏輯關係，似乎一下子就說不清楚了，也許只有中國人才能心照不宣。數百年來，中國人就一直在一年中的某一特定的時辰裡，把這個戴著武官帽子，塗著戲劇臉譜，面容兇惡的漢子像貼在自家的大門之上。粗糙的畫像貼上去的時候，鍾馗沒有眼球，懵懵懂懂的樣子。半夜子時，月黑風高，人們悄悄出門，用雞血給鍾馗畫像點上眼睛，北京人稱為"硃砂判兒"。鮮紅的眼球使這個漢子立即顯示出萬分衝動的神情，從此情緒古怪地站在每家每戶的大門口。無論對前世英豪還是對傳說人物，中國人所能表示的最大敬重是給他們封一個官職，他們給唐朝武舉落第的鐘馗封的是"判官"--中國人心目中奔走於陰間陽間負責聯絡的官員，這個掌握著生殺權力的官員的辦公用具不是刑具而是一支筆，只要他在誰的名字上畫一個叉，就等於宣佈了這個人的死刑。1900年初夏，北京人發現驅鬼的鐘馗復活了，而且活生生地滿大街都是。義和團的農民們進入北京之後，端郡王的府邸成了義和團的總部。端郡王府，一座豪華的皇親府邸，雕樑畫棟，山水亭閣，威嚴氣派--幾個月後，被外國聯軍燒成一片廢墟，富可敵國的財產被搶掠一空。端郡王府的位置大致位於今天北京西城官園附近，那裏如今隻留下一條叫做"端王府夾道"（育幼衚衕）的小街，也許還能令某些知道歷史的路人依稀聯想起那個幾乎當上身穿金綉盤龍的太上皇的王爺穿上義和團的裝束時該是多麼古怪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