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殺洋人，在相當意義上是受這種想像的刺激。對此，帝國官員禦史劉家模說道："方今天下強鄰虎視，中土已成積弱之勢，人心激憤久矣。每言及中東（中華帝國和東洋日本）一役，莫不愴然淚下，是以拳民倡議，先得人和，爭為投錢輸粟。倡始山東，盛於直隸，現傳及各省。"《文史知識》2000年第9期，總字231期，中華書局，第12頁。一旦帝國的農民真的要"舉事"了，外國傳教士和教民們立即就沒有了任何招架之力，只有等待被宰割的命運。而那些跟隨軍艦進入帝國領土的外國官兵們，也只能縮在據點裏，因為他們的數量和吶喊著的帝國農民相比，猶如狂風裏的一粒沙土。義和團團員們把他們要"滅"的人分為三等：洋人傳教士，被稱為"大毛子"；教民，被稱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稱為"三毛子"。這三者只要被義和團遇到便"殺無赦"。義和團殺人，和初期的隨便搶掠不大一樣--"多似鄉愚務農之人，既無為首之人的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面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於戰場，不約而同，萬眾一心，況隻仇殺洋人和奉教之人，並不傷害良民，以此而論，似是仗義。"仲芳氏：《庚子紀事》，載《庚子紀事》。但是，普通的帝國農民，殺起人來如此厲害，沒有觀念上的支持是絕對做不出的--"其殺人之法，一刀斃命者少，多用亂刀齊下，將屍剁碎，其殺戮之慘，較之凌遲處死為尤甚。"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載《義和團》。--殺洋人，滅洋教。帝國的農民們認為自己是"神"，洋人和教民是"鬼"，這是一場"神鬼之戰"--殺人的和被殺的雙方都已經被帝國的農民"非人化"了。"滅"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最激烈處，不是發生在正戰鬥著的京津地區，而是發生在山西省，其原因很簡單：在山東因為偏袒義和團而被免職的毓賢因為"突出的愛國情緒"而被任命為山西巡撫了。這位帝國大員對其下屬言："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鑒帥，其一我也。"羅■■《拳變余聞》，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版，第210頁。再見許指嚴《十葉野聞》。"鑒帥"即李秉衡，張汝梅任山東巡撫時的前任巡撫，張汝梅調職後，毓賢接任。毓賢到山西上任後，義和團很快就跟到了山西。毓賢就任山西巡撫的時間是1900年4月19日。他上任之後僅僅一個星期，原本沒有義和團的山西省內的城鎮鄉村裏就出現了義和團的揭帖。遭受嚴重旱災的山西省有大量的義和團"資源"，成千上萬因為飢餓而奄奄一息的農民隨著義和團的到來而突然振奮起來。第一起襲擊教民的事件發生在洪洞縣的范村，義和團襲擊了一個姓蘇的教民家，搶走了蘇家的全部財產，然後把搶來的財產分給了圍觀的群眾。接著，平陽府的教堂被燒毀。毓賢命令太原的鑄造工匠精造大批鋼刀，刀上刻上"毓"字，連同燒餅一起分發給饑民。他和義和團的首領有個"分成約定"：得到教堂、傳教士和教民的財產之後，十分之三賞賜給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給義和團弟兄，剩下的是毓賢掌握。太原城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及教堂旁邊的一所教會學校和一所孤兒院遭到義和團攻擊的時候正是黃昏時分，那裏先是受到石頭塊的打擊，很快，火焰燒了起來，殺聲連成一片。在教堂裡和教會學校裡做事的中國傭工很快就逃跑了，但是，11名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兩名主教、七位修女、幾位牧師和三十多個在教堂裡等待看病的病人全部被義和團圍困。半夜的時候，男人們決定突圍。傳教士和他們的夫人背著孩子和女學生逃到了大街上，他們在石塊的打擊下四處逃散，結果，一個叫做庫姆斯的女教師和兩個中國女學生被義和團抓住。義和團團員們的石塊雨點一樣地砸向她們。最後，義和團把兩個中國女學生拉走，把庫姆斯扔在火堆裡。第二天，兩個中國教民冒著生命危險把庫姆斯燒焦的屍體從火堆的灰燼中找出來，埋葬在教堂後的花園裏。接著，毓賢下令，為了所有外國傳教士的"生命安全"，他們必須集體"轉移"。但是，他們最後被關在了一所院子裏。毓賢親自審問，實際上只是問了一下國籍而已，然後只有一句話：殺。那天，根據毓賢的命令，一共殺了44名外國人。史書對此記載道："血肉模糊，無法辨認"。（英）愛德華茲《義和團運動時期的山西傳教士》，第37～38頁。毓賢，這個帝國的省級大員，在帝國以後的歷史中還會出現他的名字，但那已是在敘述他面臨死亡時的情形--至少目前他還沒有想到他將如何死亡，他正忙著目睹別人的死亡。在19世紀最後的日子裏，在東方一個龐大的帝國裡，洋人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