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上海。帝國的一個湖南籍旅遊者在一位取了一個中國名字的英國傳教士傅蘭雅那裏，看見了讓他終生難忘的兩樣東西：一張可以清楚地看見人體骨骼的Ｘ光底片和一個可以代替人腦進行數學計算的大木頭箱子。這個帝國的讀書人目瞪口呆，萬分驚異。這兩樣撞擊了中華帝國幾千年思維模式的東西，幾乎在瞬間便把他過激的反叛性格無可更改地固定了下來，使他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寧願被砍去頭顱也不願意放棄自己幻想權利的最著名的知識分子。他的名字叫譚嗣同。譚嗣同，一個飽讀詩書的帝國省級官員的兒子，1896年他30歲，口袋裏有幾個閑錢，正在帝國的廣袤的土地上亂逛。Ｘ光射線，1895年11月8日被德國物理學家倫琴發現。Ｘ光機問世幾個月後，中國的《益聞報》向國人報道了這一消息。當時從科學技術上講幾乎如生活在中世紀的中國，即使是最有學問的人也不知道這個發現是什麼和意味著什麼。譚嗣同看見的僅僅是一張Ｘ光底片，而第一個看見Ｘ光機，第一個接受Ｘ光檢查的中國人，應該是李鴻章--因為在這一年，李鴻章訪問德國，經旁人的勸告，他接受了剛剛發明的Ｘ光機對他在日本被刺時受傷的頭部的照相--這位中華帝國的重臣大員親眼在一張膠片上看見了那粒日本製造的鉛彈以何種姿勢鑲嵌在他左眼下的骨頭上。和Ｘ光底片一樣，那個可以代替人腦進行數學運算的木頭箱子是一台剛剛發明的實用自動計算器，雖然電子計算機的發明是1946年的事，但是它的前身機械數字計算器早在1642年就被法國人帕斯卡發明出來了，而那個時候，中國的皇帝正苦惱於如何把一群在"闖"字旗下手舞足蹈的造反農民阻擋在京城之外。面對計算器的運算，譚嗣同在給朋友的信中無法遏製自己的驚異：我在傅蘭雅處見到了計算器，真是奇異無比。任何人，哪怕是村婦愚氓，即使不會作算術，只要掌握了操作方法，機器一轉，片刻之間，答案即出。無論多複雜的計算，都毫無差錯。最奇怪的是，運算最終結果，數字不僅會自動顯示在機器上，而且只要需要，它還會自動打印在紙上，從機器裡送出來。我簡直無法相信眼前的這一切。譚嗣同致歐陽中鵠。轉引自《戊戌風雲》，閔傑著，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06～107頁。中國人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走出國門了。按照中國人的幾千年的思維習慣，他們對外部世界既陌生又不感興趣，他們隻願意在自己既定的圈子裏生活，和與自己有關係的人打交道。中國人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土地，背井離鄉在中國是最悲慘的境遇。外部的世界對中國人不具備任何吸引力，中國人生活的特點就是依據幾千年前先哲們的教訓，毀滅性地強迫自然資源維持他們最低的生活標準，他們隻願意"就地繁殖"--包括他們的子孫的延續和文化的繼承。中國人接受外部世界是被迫的，包括那些先覺的知識分子。中國的先覺者當屬那些最早到外國留學的"留學生"們。他們受到帝國政府的官方資助被派往國外學習，其奇特的經歷，足令今天爭相送子出洋的中國人匪夷所思。1872年，迫於洋務派官員的堅決懇請，帝國政府決定向國外派遣官派留學生。這個決定立即在國人中引起軒然大波，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政府的決定十分荒唐又極其恐怖，其恐怖程度不亞於政府把他們的孩子搶走賣了；而大多數政府官員也認為此事不可為之，高度文明的中國孩子被送到遙遠的"蠻夷"去讀書，這簡直是一種本末倒置--"中國不尚西學，今此幼童越數萬裡而往肄業，弗乃下喬木而入幽谷歟？"張俠等：《清末海軍史料》，第603頁。儘管政府聲明為留學生出全資，還是沒有人報名，最後隻得跑到偏僻的香港才勉強招夠人數。報名的基本是社會低層的窮苦孩子，因為只有這些家庭敢冒這個險：與其在家缺衣少食地病死餓死，不如把孩子給了政府，興許能僥倖活下來。這群梳著辮子，身穿長袍馬褂的中國幼童在8月11日的暑熱之中於上海登上了一艘美國輪船，開始了漫長而奇特的異域生活--他們全部被安排在美國的普通家庭中，學習的日期沒有明確規定，只是說"學成回國"，而怎樣才能稱之為"學成"？--這些中國孩子一去竟然達10年之久。10年之後，除了這些孩子的父母和定期為他們供應銀兩的官員外，當其他的中國人把這些孩子已經徹底忘了的時候，1881年，已經長大了且進了大學的中國孩子突然接到了帝國政府的命令：立即中斷學業回國。究其原因，是帝國政府突然發現這些中國孩子已經完全西化，而在他們受到的教育裡，有很多汙衊中國的內容，以致他們罵起中國來比洋人們罵得更起勁兒--他們穿上了洋人的衣服，把大清國的真辮子剪了，人人弄條假辮子"以在中國官員接見時使用"，真是即無恥又狡猾。他們不好好頭懸樑錐刺股地讀書而"專學美國人運動遊戲之事"。他們全都說美國話，中國話倒說得不地道了。更嚴重的是，他們的"傾向"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一些學生已經開始拒絕向"中國官員和孔子牌位行叩頭之禮"，個個開口閉口就是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真乃"數典忘祖"，"喪失德行"--政府花費大筆的銀兩難道最終要培養出一群帝國的敵人嗎？帝國管理這些留學生的"總辦"吳嘉善托帝國駐美國大使陳蘭彬向政府轉述了他堅決的意見："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行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範難周，極應將局裁撤。"在闊別祖國和家鄉10年之後，留學生們回來了。其中一位叫黃開甲的留學生在給美國友人的信中記述了他們在登上中國土地之後的遭遇：曾幻想有熱烈的歡迎等待著我們，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國伸出溫暖的手臂來擁抱我們。可是天呀！全成泡影……人潮圍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微笑來迎接我們這失望的一群……只有一個人上船來接我們--是管理我們信件的陸先生，一個不如平庸中國人的頭等笨伯。他不僱用馬車或者船將我們載往目的地--中國海關道台衙門，卻僱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行程遲緩，使我們再度暴露在驚異、嘲笑的人群中。他們跟隨著我們，取笑我們不合時尚的衣服。我們穿三藩市中國裁縫的傑作，很難為時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獨輪車沒有"法租界"的通行證，我們必須下車自扛行李而過。在中國士大夫眼中，這都是丟人現眼有失尊嚴的事情……為防止我們脫逃，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衙門後面的"求知書院……"《黃開甲給巴特拉夫人信：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於中國上海》，高宗魯譯註《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台）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2頁。這些學生們被關在一所廢棄已久的潮濕破敗的書院中達四天之久。在他們中間有個名叫詹天佑的人，數年之後，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鐵路工程師。至今，在中國首都北郊的蒼翠山嶺中旅行的中國人和外國人，乘坐火車時依舊要行進在他設計建造的鐵路之上。絕大多數一輩子沒有出過國門的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認識是通過閱讀有限的報紙和書籍，甚至是在茶館酒樓裡道聽途說的。在19世紀最後的幾年裏，中國的報紙上突然掀起連續刊登洋人們又發現了什麼或又發明了什麼的報道熱潮，而洋人們每發明一樣新奇的東西都會成為刺激中國人議論不休的話題。這種現象成為一個巨大的預兆，因為至少在封閉的中國這很容易促成一種激進的狂熱，如同流感大面積地傳染大家一起感冒發燒一樣，對於體質已極端虛弱的中華帝國來講，此時此刻，即使是感冒發燒也能引發一場關乎生死的大病痛的到來--在中國能夠閱讀報紙，甚至是外文報紙的基本上是三種人：正在苦讀以追求功名的知識分子、已經取得功名身為各級官員的知識分子、讀書取仕失敗了的落魄知識分子--這一點就預示著，在即將到來的帝國的巨大痛苦中承擔主要角色的，必定是中華帝國的知識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