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賺了那麼多錢，你當時是什麼感覺？鄧建國：當時我就覺得影視是造夢工廠，自己一下子變成千萬富翁了，我的理想一下就實現了。後來我就一發不可收拾，1997年我和北京的公司合作拍了四部戲：《鴉片戰爭演義》、《康熙微服私訪》（1）、《東方母親》和《反貪風暴》，這四部電視劇我們一共賺了一個多億。採訪者：現在想起來你的成功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當時那個冒險失敗，也許影視行當裡就少了一個你這樣的人？鄧建國：對了，那個時候，國營廠拍戲，觀念跟不上，包括宣傳手法。我們這種觀念比較新穎，還做整版的廣告，人家一看還有大明星。採訪者：其實你是把全部的身家都押在上面了？鄧建國：對，就是把寶都押在上面了，過了這個坎就過去了。很多人給我寫信，說我是個人才，是很能幹的，其實，我只是把握住了機遇。我只是在當時國內還沒有真正意義的市場的時候先走了一步。我記得第一次請香港的導演監製拍戲，他們是看不起我的。因為我那時候剛來廣州，打扮得很土，吹了個髮膠頭，然後手指頭老是洗不幹凈，黑不啦嘰的，又喜歡穿白衣服，白衣服又髒得要死。但是我說沒問題，畢竟是我請你，我是老闆。香港人瞧不起你，一個怕你給不了片酬，一個怕你很小氣。但我第一個很準時給他們錢，第二個所有來的，我都請他們吃飯，我永遠站在買單的位置上，老闆的位置上。我還買水果去「探班」，帶他們去酒吧喝酒，然後馬上他們就改變了印象。採訪者：你是天生愛買單還是要顯示老闆的派頭和信用？鄧建國：其實我沒有錢，但是我一定要買單，我一定要給你感覺我是老闆，也許花不了多少錢，但意思不一樣。採訪者：那這「大手筆」是你與生俱來的嗎？鄧建國：也不是，一步一步來的，從開始的小農思想，就像我不敢去坐飛機，不敢去坐臥鋪，來北京坐硬座一樣。我覺得是慢慢地，包括市場也是，吃虧了，就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沒有天生的。採訪者：在第一部片子失敗之後，後來五部都賺錢了，你覺得是什麼原因呢？鄧建國：我的經驗是開機前就「爆炒」，然後搞一個轟轟烈烈的開機儀式，同時開始和電視台簽合同。我認為是三個步驟：第一是炒，第二是賣，第三是拍。像我們拍《康熙微服私訪》之前就賣廣告，等到拍完時已經都賣完了，還有人買不到。1997年應該是最成功的一年，對我來說從一個沒錢的變成億萬富翁了。之後我就乘勝追擊，每年都有新戲，每年都大作宣傳。採訪者：你剛才一直在用一個詞「炒作」，後來你還被很多人稱為「炒作專家」，你是怎麼看待炒作的呢？鄧建國：炒作我認為就是策劃，現在稱廣告推廣。有人認為炒作可能有虛假的成分，但我認為炒作在不傷害別人、不是假新聞的前提下就是合理的，就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因為競爭嘛。我覺得你無論是做一個品牌，還是做一個事業，都要學會包裝自己，包括演員本身。有些演員，拍了幾十年戲，走在街上沒人認識，那是很悲哀的。當然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有一定的水準。如果沒有這個前提，那只能是曇花一現。採訪者：節目炒作和節目質量哪一個更重要？鄧建國：同樣重要。如果說有一部戲你拍得不好，又沒有炒作，你肯定死掉了。但是你炒作了，你還可以把成本收回來，還可以賺一點錢，我想這是我的心得。當然，這也是分階段的，原來，電視台看到你的片花不錯就會和你簽合同，但現在你要拍完了、我通過了才會簽約，現在完全要看收視率的。但即使這樣，炒作還是很重要的，在同樣級別的作品中，炒作了的作品還是會有優勢的。採訪者：你的成熟的市場觀念是在哪個階段形成的？鄧建國：我想從《廣州教父》之後，我就牢牢地把握了市場。以前的人悄悄拍完，就去賣了。而我有了一個好的創意，有了一個好的劇本就開始宣傳，然後開始賣片，和電視台簽合同，市場觀念特彆強。說實在的，我是從一個農村的放映員轉變為影視圈內的風雲人物，所以很多人覺得我不是很專業，不是圈裏面的人。但我覺得中國電影不是靠一個人，幾個人就能搞好，而是要通過像我這樣的很多所謂圈外人來一起做。市場才是最好的檢驗。採訪者：現在電視劇行業競爭激烈，大家都知道要把握市場，在這種情況下，你覺得要勝出還要靠什麼呢？鄧建國：那就是誠信，這個非常重要。在影視圈裏，我和張國立六年合作六部戲應該說是最長（時間）的一個組合，這在圈內很少見的，我想這主要就是誠信。還有一個我的信仰，就是不要與人為敵，就是說盡量不要樹敵。另外，我自己定了個遊戲規則，就是不在背後說任何人壞話，不在背後議論別人，我覺得自己在做人方面是比較成功的。採訪者：其實在影視界這幾年你好像一直都有些新的東西，像初期的高強度的炒作，後來的風險合同製等等，你如何看待自己提出的這些東西？鄧建國：當初我們是片花加炒作，可後來有的電視台吃虧了，他們花了很大的價錢，收視率卻不理想，所以我推行一種風險合同：比如說上海二十個點（收視率），如果我的片子超過二十點，每增加一點電視台給我加三千塊錢，如果低於二十個點，每低一點電視台就降三千塊錢。我之所以這樣做，第一我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第二我把風險轉嫁給監製，電視台跟我簽風險合同，我就跟監製簽一個附加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