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你推出這個風險合同後，有沒有其他公司仿效呢？鄧建國：不是公司仿效，是電視台把這作為一個標準了。你要簽，跟鄧建國學。很多的製作公司對我恨之入骨。我覺得對製作的要求嚴一點，是對觀眾負責，所以我也沒錯，我不怕別人恨我。但最近我退出影壇，我就為製作公司說話，我說你電視台搞壟斷，搞限價，是不對的。那製作公司又覺得我好了。你電視台搞壟斷也好，搞限價也好，我不幹了，我拍拍屁股走了。採訪者：對，你2002年大張旗鼓地宣佈自己退出娛樂圈，那是為什麼？鄧建國：我為什麼大規模宣傳自己退出，就是想顯示我的不滿。我覺得任何一個行業不能有壟斷，只要有壟斷就會有**。現在不僅壟斷，還限價。比方我原來一部戲六萬元一集，而電視台說只能三萬塊一集，否則不買。現在我的電視劇給你播完了，但不知道什麼時候給錢，我和你簽的購銷合同裏面，沒有還錢計劃，一年也沒有，三年也沒有，你要播就播，不播就算了，這誰也沒法做。現在各電視台一共拖欠我們四千多萬，都是由於這種不規則的市場競爭造成的。我現在退出，這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採訪者：但很多人覺得你是一種逃避，而不是一種無聲的抗議？鄧建國：我不逃避我就是等死。因為我覺得我個人再有精力，再有聰明才智，我不能和一個缺乏公平競爭的壟斷機制去叫板。採訪者：你覺得如果這樣下去，將來我們的影視市場會是一種什麼狀況？鄧建國：我覺得只有等待，等待這個市場真的完全市場化了。我覺得歸根結底不是人的問題，而是一個強大有力的機制的問題。當然改革也不是一步到位的，是要循序漸進的。對於我一個商人來說，這個時期我很難做，我就不做了，就換一個行業，等時機來了我再回來做。因為我有權利選擇我自己的行業。採訪者：你如何看待自己在影視圈八年的得與失？鄧建國：我覺得應該是得的比失的多，也算半個名人吧，這不容易了。做影視娛樂，我還是比較自豪，人家說鄧建國天生是做娛樂的人。採訪者：你覺得做娛樂的人該具備哪些素質呢？鄧建國：我覺得做娛樂的人首先要有獻身精神。因為娛樂就是給廣大受眾一個茶餘飯後的談資，你要做娛樂，就得有為娛樂獻身的精神，別人今天說你好，你就好；明天說你不好你就不好。同時還要有執著精神，這方面我好像還不行。採訪者：在你退出娛樂圈進入白酒業的聲明裏，你說你現在的知識結構已經不能適應現在影視界的發展，這是你虛晃一槍，還是說你覺得自己真的不行了？鄧建國：我覺得肯定是不行了，而且確實這兩年我有很大的壓力。在每次節目交易會上我看到很多人從荷裡活學習回來的，不管從包裝設計、製作，包括管理方面都有一整套東西。而且現在的市場已經進入了有序的階段，不像我當時那樣完全靠炒作就可以的了。而我呢，知識也有限，我覺得我現在已經落伍了，感覺自己一個是文化素質不高，第二個就是管理經驗方面還是很欠缺。所以我想有機會去學校學學管理學，因為畢竟完全靠炒作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採訪者：你現在有沒有把閱讀時間安排進每天的生活呢？鄧建國：有，每天晚上必須看書，但從來不看寫我自己的書。我更願意看一些管理方面的書，營銷方面的書，因為我現在在做這方面的事。採訪者：你現在已經轉行到白酒行業，你覺得這個行業非常有前景嗎？鄧建國：那倒不完全是，我主要覺得白酒這個領域，是做一種文化的，而他們的觀念、思想、意識，包括一些推廣都非常落後。我希望能把娛樂業一些思路帶到這個比較沉悶的行業中來。可能做完酒，我還會做保健品、瓷器。我覺得這些行業都缺少娛樂界一邊賺錢一邊娛樂的精神。採訪者：你說的娛樂是娛樂別人還是娛樂自己？鄧建國：都有啊。酒行業沒有緋聞，沒有知名人物，而我剛進入八個月，已經被評為中國酒行業風雲人物了。我希望這個傳統產業讓它有點新鮮的空氣，讓它變得活躍起來。有個人把我比喻得很好：他說以前中國給日本出口鰻魚呀，時間長了會缺氧，於是在鰻魚裏面放幾條狗魚，就是在鰻魚裏面來回穿來穿去，那鰻魚就遊來遊去不會死了，我就是娛樂圈裏的那條狗魚，現在遊到酒行業了。採訪者：你曾經說過如果有一天你成為酒業大亨的話，第一件事就是要投資中國的影視業，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是不是你重回娛樂圈的時候呢？鄧建國：那我還要看，我會評判這個產業它的前景、市場的開放程度，也許可能我會投資教育。我其實就是一個商人，說白了，哪個行業掙錢，就轉入哪行。採訪手記第一次給鄧建國打電話約採訪，怕出錯，問：「這是鄧建國先生的手機嗎？」電話那頭有人笑著回答：「這是鄧建國小姐的電話。」接電話的就是鄧建國，他剛從廣州飛到北京。電話那頭的他，說話速度有點慢，還帶著些許鄉音。鄧建國是個不折不扣的影視圈明星，雜誌、報紙、網絡，到處可以找到有關他的新聞和故事。他曾經是江西林場裡的電影放映員，短短幾年卻變成了「影視大鱷」。專家說，他演繹了中國影視走向市場的成功範例；百姓說，他創造了一個普通人成功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