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需要專業人員的參與，否則，就很可能走下坡路。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做筆者的一批人，現在許多都在領導的崗位上，比如說《南方周末》、《京華時報》、《南風窗》這些媒體的頭兒，都是當年我們一塊兒玩的筆者，我們這些人的成長過程就是由想表達些什麼的理想主義青年，慢慢地表達了一些，經歷了中國的發展變化過程，活生生地感受到了向市場轉化的這麼一個過程。採訪者：在這個轉化過程中最難的是什麼？封新城：每個地方都挺難的，但是最難的是第一年，就是資金的困難。《新周刊》的這個故事我已經反覆講了很多遍了。1997年年初，我們做不下去了，因為錢不夠了。《新周刊》最初的資金，來自社長孫冕和導演孫周的三九廣告公司，錢不夠了，沒有辦法。我跟社長說，我是被你騙了，我把我的工作扔了，還叫了一幫人來乾這個，結果你給我們弄成這樣。記得孫周拍著桌子說：「這個不能再搞了，沒有錢搞了。」我不好表態，隻好說：「那看來我們只有散夥了。」我就這麼隨便一說，孫周就哭了，當時把我嚇得一愣。我覺得他真是挺難受的，隻好轉身出來。可出來後還要跟那幫兄弟們裝著什麼事都沒有。怎麼辦？即使你有實力，有人才，一群精英都在這兒了，你又能怎麼樣呢？因為三九廣告公司跟三九集團的特殊關係，我們就把這個情況跟他們講了。三九集團的趙新先老闆把我們召到深圳去開了一個會，非常簡單，其中一個是某廠的宣傳部長，一個是印刷廠的廠長，還有我們《新周刊》的幾個人。趙老闆說，我來做發行人，然後就指著說，你發，你印，你們編，就這樣決定投資。我們因此得到了一年接近百萬的費用。產品推向市場一下子就非常好。我們最大的經驗在於產品要有競爭力。有些人要麼罵政策不好，要麼就罵老百姓工資少，這都不是關鍵。我們沒錢，所以更要做出好產品。是壓力使我們有了強烈的求生願望。採訪者：目前完成投資回報的壓力依然很大嗎？如果完成了，還有什麼壓力？封新城：對！這個壓力一開始就有，今天仍然存在。把投資的錢償還了就完了，在中國還不能這麼說，因為所有的媒體都是國家的，投資者只能介入一部分。對投資者來說，傳媒是一個長期投資，它的回報並不是直接的。這錢投到影視、房地產，甚至娛樂場所，收益都會比投入傳媒大得多。採訪者：投資人是否滿意呢？封新城：他和其他媒體的人談起來的時候，特別得意，因為他的投資是成功的。而面對我們的時候，他從來不流露出這種得意，總是告訴我們不要偷懶。採訪者：你曾經說過，七年來《新周刊》一直在「急行軍」，必須進入常態，現在進入到常態了嗎？封新城：從發展這個角度講，企業自身結構可能有問題。如何實現產品的規模化和品牌的劃分;如何在穩定發展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如何培養人才;如何搞好管理理念輸出;還有錢的製約等等。但是，即使有這樣那樣的困難，我們還是一直不停息地去尋找機會。我們追求通過對《新周刊》這個品牌的延伸，開發我們現有的資源，這些都是經濟行為。包括在圖片和設計方面提出做「視覺開發商」，比如建立圖片庫等等，這些都是努力的方向。採訪者：你覺得自己是天生的傳媒人嗎？封新城：我是學中文的，在大學裡我喜歡寫詩，寫了很多詩。但是我最後沒有朝這個方向走。當時的一些詩友後來成了作家，比如蘇童，還有南京的韓東，雲南的余堅等，可是我最終選擇了這一行，當然這與我畢業以後分配到廣播電台也有很大的關係。如果非要講「天生」，我承認我的敏感。做傳媒的人，首先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如果你對外界的事物不敏感，或者說你不善於把這個東西表達出來，那麼我想你可能就做不好。採訪者：你覺得《新周刊》是你作為一個傳媒人最理想的選擇嗎？電視媒體是不是更好？封新城：我對紀錄片非常有興趣。有很多電視人希望跟《新周刊》合作，我沒有這個精力，因為它不單純是我個人的一個興趣愛好，而是一個傳媒的業務，我現在運營著一個傳媒，它的背後是一個公司，這關係到這個公司要做什麼。我們號稱做傳媒運營商，從戰略發展上來講，為了做影視，需要一個過渡，首先要和它形成某種關聯，比如我們對中國電視的關注，積累了我們在電視界的資源，它隨時可以轉化為未來傳媒運營當中的一個可以調動的因素。已經有過很多合作意向，我現在沒有做，是時機還沒有到。採訪者：你下一步目標是什麼？封新城：在我乾不動的時候，我就會選擇去教書。這就意味著以後有相對自由的空間了，可以作為客座教授給學生講，也可以自己看書，現在我看書功利性很強，目的很明確。結果導致現在做事情後勁不足，精力不夠。採訪者：你怎麼看將來期刊的發展趨勢？能否與電視、報紙、廣播等作個比較？封新城：中國人口的主要構成還是八億農民，所以，以《讀者》為代表的傳統期刊還是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也許《讀者》在十年前是以大城市為主的，但現在主要到二流城市去了，到農村去了！我們《新周刊》主要關注城市人的生活，首先是京滬穗，然後是其他城市，如果強求滇東南的孩子去看《新周刊》，你不是跟他們過不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