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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未來:中國傳媒30人》封新城:從執行主編到CEO(1)
入選理由在號稱「中國最新銳的時事新聞周刊」中效力多年,從創業元老到現在的中流砥柱,封新城和《新周刊》一同成長,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新周刊》的代名詞。沒有封新城,也許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新周刊》。反之,沒有《新周刊》,也就沒有現在業界的風雲人物封新城。簡歷封新城,男,1984年至1996年曆任甘肅電台、廣東電台新聞台記者、編輯、節目主持人和節目監製。1994年任《晨報》執行主編。1995年參與創辦《七天華訊》雜誌,任執行主編。1996年創辦並歷任《新周刊》執行主編、執行副總編,現任執行總編。傳媒觀點沒有專業的人員在專業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即使你學得很好,你可以改進、提高,但是你如果達不到專業人員的水準,最終還是會出問題。我們最大的經驗還是產品要好。有些人要麼罵政策不好,要麼就罵老百姓工資少,我認為關鍵還是產品要有競爭力。做傳媒的人,首先是一個敏感者,如果你在這方面不敏感,或者說是你不善於把這個東西表達出來,那麼我想你可能就做不好。我有一個比喻,雜誌有兩張臉,封面是自己,封底是市場。封面的臉代表雜誌的內容價值取向與自我定位,封底的臉則代表市場對其定位的認同。市場用廣告為雜誌投票。《新周刊》現在很多廣告都是大的公司下單,這充分說明了他們對市場的考察,說明我們的《新周刊》被讀者認同;換句話講就是兩張臉在市場終端實現了最完美的結合。市場是社長,創意是總編。一本雜誌要賣三次。第一次是賣雜誌,第二次是賣廣告,第三次是賣品牌。七年之癢:從執行主編到CEO——訪《新周刊》執行總編封新城文/於濤陳瑞晞姚魯南採訪者:《新周刊》創刊快七年了,作為最早的主創人之一,你的角色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封新城:我可以舉幾個實例來說明這種變化。開始我擔任執行主編,上任的第一天,編輯部十幾個人在一起開會,社長孫冕激情滿懷地作了一個開場白,然後就讓我講講,希望我呼應他。可我卻說:「老闆是做夢的,我們是幹事的,沒有什麼好講的,大家開始討論選題吧!」那時候實在是沒什麼好講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很清楚,就是把刊物編出來。當時《新周刊》的隊伍很小,配備不齊,幾個志同道合的人都是編務人員,其中廣告、發行這兩個部門還是《晨報》時期留下的老班底。大概三個月以後,我開始在廣告發行方面有動作。我先找負責發行的人談話,第二天還沒等我去他們那裏,發行部辦公室的門已經鎖了,所有的人已經跑光了。於是重新策劃,將其變成新的部門,這是我的第一步。第二步針對廣告部門。《新周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廣告,是跟香港一家廣告公司合作後出現的。《新周刊》創刊初期用的是新聞紙,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首先就是應這個廣告公司提出的要求,他們說你們的雜誌沒問題,做得很好,非常有實力,但是你們的形態要調整,誰會在新聞紙上做雜誌廣告呢?雜誌廣告是以品牌廣告為主,所以我們改成了銅版紙。最初我是一個編雜誌的文化人,慢慢地開始改變,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地做學生,老老實實當學生。最初的《新周刊》不是標準開本,覺得是要顯出我們文人的個性。可是廣告客戶要求我們改,我們不得不放棄。在放棄我們喜歡的新聞紙後,又將開本改成國際標準的樣式。因為在跟印刷廠算帳的時候發現,採用方的開本要用更多的紙,你就要多掏錢。另外,每一個廣告商都要為你這個尺寸單獨去提供一個廣告版本,這也增加了成本。這些東西都是作為學生一點點學過來的,所以你剛才問我角色的變化,我就是從一個類似編輯部主任的角色,變成了一個主編兼常務副社長,再到最後是CEO(首席執行官),全面管理這個集體。其實這並不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相反,我深切地體會到,沒有專業的人員在專業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即使你學得很好,你可以改進、提高,但是你達不到專業人員的水準,最終還是會出問題。1998年我們很幸運地得到一位專業人士——廣告總監陳若雲,她後來成為運營總監,這是《新周刊》在人才引進上很成功的一次。陳若雲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孩,她到《新周刊》一個多月後,經常問我的一句話就是:「你能用一句話說說《新周刊》是什麼嗎?」她把《新周刊》的人幾乎都問遍了。採訪者:當時沒有這麼一句話嗎?封新城:當時有那麼一句很感性的話,「我的所有的努力都為了新一點」,是我們發刊詞中的一句,很抽象,是我們一段時期的目標。現在回頭看,有它的意義,但這個話不專業。採訪者:是不是專業人士覺得這個話不專業?封新城:對,陳若雲就覺得這個有問題,於是開始就做了一些調研。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她電腦屏幕上總是走出一行字——「中國最新銳的時事生活周刊」,我問她是不是想把這句話作為新的定位。她反問:「你覺得怎麼樣?」我說:「非常好!我一直想找這麼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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