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這種傳媒格局不會有太多的變化。從資本運營這個層面講，期刊規模比較小，反而動作比較多。實質性的消費還是在城市人群當中，品牌宣傳要通過城市的東西來張揚形象，所以它需要雜誌，不要指望電視會傳播真正有品質的東西。雜誌可以在這方面揚長避短。採訪者：地緣特點對《新周刊》有影響嗎？在北京、廣東、上海三地，《新周刊》被接受的程度有什麼差別？封新城：上海比較注重時尚，廣東比較注重實際，北京比較中庸。《新周刊》在西南有特別的影響力，這是因為我們很好地利用它了，當年做「中國電視節目榜」的時候，我們首先選在四川做，因為我知道那裡會有一個響應，到北京，我們也想做出響應，到廣州你做啥都沒有，什麼都不響應你。在廣州沒有哪個媒體經常舉辦活動，因為他們根本不理你。採訪者：有人批評《新周刊》形式大於內容，國際期刊出版聯盟的會長也和你談到，中國期刊的外在形式已經非常有吸引力了，但內容要加強，你怎麼看？封新城：這要看他是哪個階段的讀者，老讀者說這種話的特別多，這是一種說法，因為它恰好是那個階段的。我聽了也不知道怎麼說，因為實在是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選擇吧，像一本雜誌，叫《十七歲》，讀者第二年就十八歲了，怎麼辦？視覺跟傳媒的關係，這是當時中國的紙媒體都沒有解決的問題，《新周刊》第一步就解決了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領先的。那個時候的傳統集中在文字上，視覺這一塊完全是空白的，有很大的挖掘空間。在中國期刊的這個演變過程中，我們扮演了這麼一個角色，我們並不是前衛，我們只是先跑幾步。到了今天，我們當年做的那個東西已經成為定式了。所以很大程度上，《新周刊》的七年，填補空白的意義大一些。我們不是區別於人家，故意標新立異，而是因為做的人少，就顯現出來了。採訪者：你認為《新周刊》未來的產品是什麼樣的？封新城：從創刊到現在這七年中，《新周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人們所認可，下一步需要有新的產品。我們準備在原有基礎上推出《時代周報》，這將是一個為中國未來七八年服務的產品。我們希望它能夠被中產階層認可。《時代周報》是面向都市中產階層的畫報，準備讓年輕的主筆肖鋒擔任主編。他們面臨的環境比我們當年好多了，壓力沒那麼大，當然，投資商對他們的要求也與當年不一樣了。採訪者：你能否預測一下，《新周刊》創刊十周年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封新城：不知道（笑）。這裡面很複雜，這個不知道不是一個消極的回答，從積極的意義來說，我們真的希望有大的變化。比如，在**之前我們會覺得很多的政策可能要有變化，但是今年有的東西比你想像的變得還要快，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採訪手記採訪者其實不能算是《新周刊》真正的讀者。在採訪封新城之前，我們翻找出手裡的幾本過去的《新周刊》，發現第一本是1998年12月1日出版的——《20年生活備忘》，想起來當時是把它當作書買的。其他幾本都不是採訪者讀得很多的，其中一些版面顯得很陌生。以這樣的閱讀經歷去採訪它的執行總編，太不負責任了吧？可是為什麼我們又覺得《新周刊》是那麼熟悉的一個刊物呢？它對我們職業經歷的影響，不時讓人感覺得到，而許多讀得更多的東西，卻對我們的編輯理念沒有太多啟發。一個時期以來，《新周刊》就像是一個榜樣，它的每一個動作，我們都給予關注——從純粹技術和專業的角度。不是以忠實讀者的身份，而是從同行的角度，這樣的採訪也許更合適一些。關於封新城，他的名字總是能在刊物的版權頁上看到。在做採訪準備的時候，也看過媒體上封新城的一些照片，總是拍得很有性格，想像他是高高大大、衣著時髦的人。見到了，卻是個子不高，樸素的平頭，黑衣、黑褲、黑鞋，不太像文化人，也不像商人。在我們八位北大2002級研究生班同學的包圍中，封新城從容道來。八位採訪者有的來自紙質媒體，有的來自網站，有出版社的，也有公司的，但不約而同地都懷著對《新周刊》的一份喜愛。在SOHO現代城39層《新周刊》北京辦事處裡，我們愉快地和伴隨了它七年成長曆程的核心人物交流著。坐在沙發上的封新城的背後是東郊蜿蜒的通惠河與筆直的公路。沒有更高的樓，只有化工廠的煙囪和涼水塔，辦事處的小夥子說，那是北京城的背面。採訪中，我們的目光不時越過封新城的頭頂，投向他背後的城市背面。七年之癢的《新周刊》，四十不惑的封新城。下一個高度在哪兒？他說：「不知道。」這個「不知道」是樂觀的。或許，他指的是：「不知道變化會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