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來客人拿箱子裏的煙，知道不？」張海花接著訓兒子。兩個孩子依然疑惑不解瞪大眼睛看著母親。張海花打開「上海」牌香煙的錫箔紙，把剛才抽出的那支煙又插回去，數了數，然後把煙往茶幾上一放，搡到丈夫面前：「你明天不是外出開會？把這好煙帶上。人要爭個體面。裏面還有十二支。不要都抽了，啊？留下五支。早晚還是你的。不夠抽了，這煙——」她把那盒從兒子手裏奪下的那盒「五台山」也撂到茶幾上，「你也帶上。不在場面上了，就抽這賤的，隨你抽多少。哼，跟著我，什麼時候少過你喝的，短過你抽的。不知個好賴。」張海花轉眼看見兩個兒子還都直愣著眼，又訓斥道：「瞪眼看什麼？不認得你媽了？去，把涼水裏冰的西瓜拿來。」一說吃西瓜，兩個兒子雀躍了，歡呼著跑出去。家裏難得吃西瓜。西瓜水淋淋地抱來了，抹布擦幹了，在矮腿方桌上切開了，是個四斤的紅沙瓤小早花西瓜。張海花坐在小板凳上邊切邊把一塊塊切好的瓜分配著放到大勇、小勇和丈夫面前：「這幾塊是你的，啊？大勇；這幾塊是你的，小勇；這幾塊是你爸爸的。瓜甜嗎？」「甜。可甜了，媽。」兄弟倆稀裡呼嚕大口吃著。張海花看著兒子吃，看著丈夫吃，眼裏露出滿足。「媽，你怎麼不吃？」大勇問道。「媽這兩天肚子不好，不想吃。」張海花溫和地笑了笑。瓜太小了點。做丈夫的也發現了：「海花，你怎麼不吃？」他把自己面前的瓜拿了兩塊放到妻子面前。「媽，你吃吧。你不吃，我們也不吃。」兩個兒子也把自己的瓜送到母親面前。「我真的不想吃。」張海花笑了笑，把瓜都推了回去，同時藉著笑，把湧上來的幾滴幸福、滿足但又含著一絲辛酸的眼淚壓抑了回去。她千辛萬苦為的就是這個家。現在半夜了，她躺在床上還在為這個家轉心思。天熱不好睡，外面門廳裡響動，更不好睡。「你聽隔壁家在門廳裡叮叮哐哐鬧啥呢？」她用胳膊肘捅了捅躺在旁邊的丈夫。「他們家來了客人，睡不下，搭個床唄。」「客人是哪兒的，幹什麼的？」「不知道。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人長得不賴。」「來住多長時間？」「我哪兒知道？」「兩家走一個水表，這水費算不算客人的？」「人家范老什麼時候和咱們計較過這個？噯，你讓不讓人睡了？」「我跟你說幾句話。」「那我可要點火抽煙了。」「行，你抽吧。」張海花看著黑洞洞的天花板轉著腦筋，「那姑娘肯定是范丹林對象了？」「我看那勁兒不像是。」「你那二五眼能看出什麼？這下他們家兩間房就更擠不下了，要人摞人了。」「那咱們搬不搬？」「就東三樓那一間半？門兒也沒有。」「范老他們家……」「你又來可憐他們，誰來可憐咱們。我沒這麼傻。這節骨眼上我不能讓。」煙頭在黑暗中一紅一暗，那是丈夫沉默不語時的心理節奏。「噯，我告你，我想了個全面的計策，」沒過一會兒，張海花又熱切地用胳膊肘使勁捅著丈夫的肋骨，「一定能把兩室一廳搞到手。」「我聽著呢。」「就是要在范老身上下功夫。」「下什麼功夫？」「想辦法逼著他們去鬧——為房子。」「逼著他們去鬧？」「現在不都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嗎？他們鬧比咱們鬧管用。」「怎麼逼？」「我有的是辦法，你到時候看吧。」「可別幹缺德事。再說，當官的才不怕一兩個知識分子哪，他們牛著呢。」「牛？到時候，要是外國人來范老家作客呢？他們當領導的考慮不考慮國際影響？」「外國人，哪兒來的外國人？」「你知道個屁。什麼事都在我心裏裝著呢。外國人一來，我再讓中國的記者也跟著一來，你說他當官的怕不怕丟烏紗帽？你們怎麼落實的政策，嗯？」「你哪兒弄記者去？」「我就有辦法，調個記者有什麼難？你老娘有的是法兒。到時候讓你看場群英會。哼，這下你們單位的頭兒總得給范老解決問題了吧？」「解決問題，就是讓咱們往外搬嘛。」「到時候咱們就來個堅決不搬。除非給我兩室一廳——你們所現在前三門不是還有兩套兩室一廳嗎？下手晚了就飛啦。」外面門廳裡還響著搬動桌椅的聲音，王滿成略欠起身用煙頭照了照放在床頭的手錶：「十二點多了，范老他們……好，好，你別張嘴了，我不可憐他們，行了吧？……把咱家的行軍床借他們吧？別讓他們折騰著搭床了。」「不借，讓他們搭吧。」「這麼搭他們麻煩，咱們也不得安寧，何必呢？」「我不怕吵，越吵越好，亂得他們沒法兒活了，他們才去鬧呢。」「范老是鬧的人嗎？」「狗急還跳牆呢。」「你是不是捨不得借給他們？不行，作半價賣給他們得了，反正行軍床咱們也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