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給予中國社會的思想負荷實在太沉重了。復古主義給予明代文化領域投下的陰影實在太幽暗了。因此，一場積聚已久的思想矛盾必將爆發。湯顯祖少年時代師事過思想脈絡與程朱理學大相徑庭的羅汝芳，做官期間交友東林黨人如顧憲成、高攀龍等，罷官後又與勇敢的反理學思想家李贄有過接觸，一生中很長時間與佛學大師達觀有密切交往，而達觀的思想與程朱理學也是格格不入的。總而言之，湯顯祖一生，基本上置身在與禮教教條相對立的思想營壘中。在他的時代，為禮教殉身的婦女，數字大得驚人，創造了空前的歷史記錄。這些事實，長期做官的湯顯祖不會不知道，不會不因此而燃起仇恨的烈火。這一切，使湯顯祖要以最大膽的藝術形式來控訴和反叛禮教，並把整個由封建禮教網絡著的黑暗現實都作為控訴和反叛的對象。僅僅把仇恨傾泄在幾個人、一種人身上，在那個時代是遠遠不夠了。因此，他的杜麗娘就以一腔激情，向著中國封建社會的整個思想負荷發起了衝撞。在這裏，「情」是一面與「理」對立的重要的思想旗幟。在湯顯祖之前，對於程朱理學，對於封建倫理禮教，表示不滿以至發出抗議的人是很多的，但大多沒有用藝術的方法樹起一面鮮明的旗幟；歌頌真實感情、自由感情的人也是很多的，但大多也未能把他們所歌頌的感情提煉成一種具有廣泛社會感召力的呼號。湯顯祖用《牡丹亭》改變了這種狀態，他在塑造豐滿的藝術形象的同時，幾乎有一種思想家式的追求。他自己在為《牡丹亭》所寫的題詞中有這樣的話：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濛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雲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這就是說，湯顯祖特意設置夢而死、死而生的情節，是為了表現一種能夠超越生死的「至情」。這種「至情」既然不在乎形骸，因此即便在夢中也可能是真實的。希望僅僅以「理」來窮盡人世之事是不可能的，在「理」所歸納不了、解釋不了的地方，還有「情」在活動著呢！顯而易見，湯顯祖所表現、所理解的「情」，具有極大的個體自由度，對於客觀現實生活是比較超逸的，是不受種種外在形骸的束縛的。這樣，這種「情」也就以個性自由的實質內容，構成了與扼殺個性的「理」的對立。感情！真實的感情，個體的感情，不顧一切的感情，足以笑傲死神的感情！湯顯祖的這種呼籲，使我們聯想到歐洲的人文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歐洲人文主義者熱情地呼籲一個以人為中心的世界，來代替原先那個以神為中心的世界。他們認為，人是有感情、有意志、有理性的生物，每個人都有權利行使和享受這一切。有的人文主義者甚至進一步認為，為了減輕生活中的辛酸和悲傷，人類**的價值遠勝於理性的價值。到了浪漫主義者那裏，感情的濃度和自由度又有進一步的增長，站在個性立場上向傳統觀念挑戰，頌揚非理性的自發生命力，成了許多浪漫主義者的創作使命。誠如英國著名的《世界文學術語辭典》指出的：「從浪漫主義這個命題衍生出來的意義不可盡數，然而『自由』與『感情』這兩個緊相關聯的概念卻是培植浪漫主義的各種含義的最肥沃的土壤。」我們不主張對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文化現象進行簡單、片面的比附，但我們仍不能不指出，湯顯祖的《牡丹亭》確確實實展現出了與歐洲人文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的追求極相近似的觀念。它是那樣自覺而明豁地表現了人的自發生命力從令人窒息的氛圍中終於蘇醒的過程，表現了人在一旦蘇醒之後所爆發出來的感情激流是如何不可阻擋，在中國古代其他許多富有感情的戲中，感情是包容在主人公身上的一種稟賦，而在《牡丹亭》中，感情則是調配全劇的中心。杜麗娘固然是一個成功的人物形象，但我們不能僅僅像分析其他戲劇形象的性格特徵那樣來分析她。她更重要的是一種湯顯祖所要弘揚的感情的承載體，是一種純情、至情的化身。浪漫主義色彩較濃的作家，常常在自己主人公的身上更明顯地打上自己的烙印，更直接地體現自己的意念，而並不像古典主義、現實主義作家那樣注重於形象本身的合理性和真實性。當然，浪漫主義作家也會要求合理和真實，但那是就根本意義而言的。例如《牡丹亭》從根本上看來是對明代社會現實的一種合理的真實的反映，但在實際的藝術措置上，無論是杜麗娘這個人物，還是她所憑藉的情節，卻並不刻意追求嚴格意義上的合理性和真實性。如何才能把感情的生命力發揮得最透徹，她就如何行動，情節就如何開展。這正是浪漫主義戲劇創作的通例，至少在雨果那裏，經常可以看到這種情景。恰如以純現實主義文藝的藝術要求衡量雨果就會發現他的諸多弊病一樣，對《牡丹亭》的評價也應該運用一種非同尋常的標尺。不管是積極浪漫主義還是消極浪漫主義，都會或多或少地表現出與現實世界的分裂和對峙。《牡丹亭》中所奔瀉出來的感情激流，對於明代的現實，對於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文化體制，都帶有明顯的反叛性。但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在歐洲這種時代性的反叛基本上取得了勝利，而在中國，這種反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歐洲的浪漫主義者與一大批資產階級革命家、廣大覺醒了的人民群眾一起驅趕了封建的政治思想文化體制，而在中國的湯顯祖的身後，依然是濃重的封建社會的黑夜。這是什麼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