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當代年輕學者們以控制論原理對中國封建社會作出的新探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這個問題。同樣是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與歐洲乃至日本的封建社會有著很大的不同。從社會結構來論，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之間長時期來組合了一種極為穩定的宗法一體化結構，大一統的龐大帝國有效地阻止了地主向莊園貴族發展的趨勢，而由儒生組成的官僚統治隊伍又把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統一了起來，這樣，整個社會結構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很難獨立地進行帶有較根本意義的革新，一切革新的嘗試都會被整體社會結構中互相牽製的線絡拉平，都會被這個極其穩定的社會結構的自身調節功能吞沒掉。對於新思想和新事物，要麼將它們吞沒、排除，要麼讓它們來衝垮整個社會結構，因為對於一個高度穩定、高度一體化的社會結構來說，容納一種異己的事物將會給各個部分帶來災難，帶來崩潰的信息。但要讓一個組合周密、調節健全的宗法一體化的社會結構真正全面崩潰又談何容易，因此中國封建社會歷來走著吞沒和排除新思想、新事物的路途。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延續那麼漫長的時間，基本原因也在這裡。到湯顯祖的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一體化結構全面崩潰還遠，它的調節功能還在發揮作用，因而還有足夠的力量把湯顯祖的新鮮思想吞沒掉。湯顯祖隻成了中國戲劇文化史上的大匠，而未能成為中國社會思想變革中的猛將，也是這個原因。這不是一種完全不切實際的比較。《牡丹亭》中所展現的觀念，完全可能樹立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標誌，改變廣大人民的社會倫理觀念，開啟一代新鮮思潮；湯顯祖與他同時代的思想文化友人們的共同思想歸向，也完全可能開拓一個壯美的思想文化運動，蔚成風氣，使中華民族從封建主義的窒息中奮起。但是，這一切都未能做到。不必皇帝親自下令，不必最高意識形態領導部門直接下手，明代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本能而又輕易地把這種異端清除了。湯顯祖的摯友、敢於非議程朱理學的達觀和尚，終於被捕，死於獄中；與湯顯祖有過交往、對湯顯祖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勇敢思想家李贄，也終於被捕，死於獄中；湯顯祖的那些東林黨友人的遭遇，更是人所共知。湯顯祖本人可以在任職期間讓在押囚徒除夕回家過年，元宵節外出觀燈，但這種頗有一點人道主義氣息的措施並未在他的職權（浙江遂昌知縣）範圍內產生什麼有實際意義的影響。鄰縣也難於波及，更不待說全國了；自己的官職也難於保全，更不要說長期堅持這類措施了。他的《牡丹亭》的思想影響當然大得多，但在當時，也無法對社會面貌產生實質性的改易。這是湯顯祖明顯地有別於歐洲人文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的地方。更加令人深思的問題還在於：這種足以吞沒新思想的社會結構在湯顯祖自己的頭腦裡也有反映，連他自己的思想文化結構，也會部分地吞沒《牡丹亭》中的瑰麗情思。作為一個在封建主義的文化天地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湯顯祖無從獲得宗法一體化結構之外的新生力量的有力支持，因此，他的自發的、也反映了現實生活中時生時滅的新鮮觀念的藝術意圖，並不能貫徹到底。他也認為《牡丹亭》是他一生中最滿意的作品，但他已無法再達到這個水平，後來創作的劇本，雖也堪稱佳作，卻已遠不能與《牡丹亭》的精神力量同日而語。這就是一種在自相矛盾之中的自我吞沒。湯顯祖比較熱心科舉，對道教佛教都不無迷醉，但他又嘲弄這一切。寫《牡丹亭》時，正值他的進步思想高揚，而後來，消極情緒也曾統治著他的餘生。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博士在評論李贄時曾經指出：幾個世紀以後，對李贄的缺點，很少有人指斥為過激，而是被認為缺乏前後一致的完整性。他的學說破壞性強而建設性弱。他沒有能創造一種思想體系去代替正統的教條，原因不在於他決心和能力，而在於當時的社會不具備接受改造的條件。和別的思想家一樣，當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施的可能，他就隻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秘化。我們在湯顯祖身上也看到了這種由於不具備社會條件所造成的前後矛盾性。誰也不再抱怨他的過激，誰也不再懷疑他的決心，人們只是惋惜他那強大的思想文化力量的迸發過於短暫，而這一切又是中國封建社會結構造成的，不能責怪他。在湯顯祖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戲劇文化無法像歐洲的戲劇文化一樣，在重大社會改革的過程中起到巨大的精神鼓盪作用。湯顯祖沒有能做到的，他的後輩也沒有能做到。在整個中國戲劇文化發展史上，有可能鼓盪起社會改革的思想洪流的時代，是萬曆時代，有可能發揮社會改革的作用的作品，是《牡丹亭》。但是就像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習見的現象一樣，這種可能都未能成為事實。到李玉的《清忠譜》，雖然金剛怒目、力敵萬鈞，卻已是封建社會結構自我調節的問題了。在那裡，已很難找到超越於封建社會政治、思想結構之外的新鮮思想。以李玉為代表的蘇州戲劇家們是值得尊敬的，但他們的艱苦勞作畢竟無情地表明了人文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思想萌芽在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藝術家隊伍中的萎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