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集偉加入《三聯生活周刊》前曾任中學教員和媒體編輯，1993年進入《三聯生活周刊》，1995離開後任職媒體及出版社編輯。

1993年10月27日（星期三）

那天中午，在永定門三聯生活周刊二樓大教室裡吃盒飯的記者們有點激動：有排骨。

（說是"大教室"，其實只是一間南北有窗、蓋在一樓平頂上的簡易房，其中擺放十來把摺疊椅外，充當會議桌的，是張四五成新的乒乓球案子。《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培訓以及後來的數十次"空轉演習"均發生在這裏。培訓期間，當時京城不少媒體大腕都曾在這裏講課--講課教師中，甚至包括"禮儀教師"、"國標舞教師"。讓記者學習"國標"的想法和做法即或以今天的眼光看，也過於奢侈。而真正受益的，是當時所有的記者。"國標"的訓練從"站姿"開始，受訓記者被要求靠牆站立，挺胸收腹……及格者寥寥。）後來證明，那天盒飯中的"排骨"純屬"疑似"--記者在盒飯中吃到的，是腔骨，而且以骨為主，寡油少肉。記者苗煒用一次性筷子中的一根兒試圖從狹小的腔管中剔出點兒如封面故事"導語"般有"內容"的乾貨，未遂。苗煒感嘆說:"今天的排骨裡怎麼儘是隱士啊?"

當時，離苗煒最近，坐著記者武榮和王鋒。王鋒也沒吃到肉。他拍著自己的臉說:"還是我臉上肉多！看吧，明天盒飯裡，肯定是今天剔下去的肉！"

王鋒說完，武榮搭上話茬兒:"那我明天死活得來！"王鋒問她為什麼?武容說:"今天啃骨頭我都來了，明天吃肉我能不來嗎?"

三位的閑聊被聽見，在場其他記者哄堂大笑……而這種"哄堂大笑"在"大教室"的早上很難聽見。

1993年12月4日（星期六）

1993年尚未實行"雙休日"，每周上班6天，休息1天。這天一大早，記者黎爭的臉色就不大好看。

眾人問其故，黎爭說，全是因為大早上一個奇夢所擾--黎爭夢見自己接電話，和他通話的，是那種嘰裡咕嚕非常好聽的英語，女聲。正聽在興頭上，電話聽筒裡忽然傳出一個沉穩嚴肅的男聲：喂，黎爭嗎?今天上午選題可以完成嗎?

（選題作為一個概念，對當時大多數記者來說都很陌生。《三聯生活周刊》首批招聘的十多位記者中有學化學的、情報的、中文的、戲劇文學的，基本沒學新聞的。這使得頭回聽說"選題"概念的記者們感覺自己就像廚子：要麼不會備料，無菜可做；要麼拿個雞毛當令箭，揀到籃裡就是菜……事實上，首批記者接受培訓時所獲取的豐富營養真正發揮作用，是在他們離開《三聯生活周刊》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自此感染了一種可稱之為"選題強迫症"的職業病：每有新聞事件發生，哪怕他們其時效力的媒體根本無法報道該事件，可在他們的"想像"中，還是可以瞬間勾畫出"線索"、"質疑角度"、"線人佈控"、"採訪路徑乃至導語首句用"疑問"還是"判斷"之類的"操作方案"……此職業病亦稱"創意消化不良"，無葯可醫。）

無須解釋，所有在場記者都能猜出，黎爭夢裏的那個"男聲"為當時周刊的執行主編無疑。黎爭之夢當場即被眾記者指責為"誇張"。其時，首批記者進入《三聯生活周刊》已有半年時間，出身為北大化學系的黎爭當記者的感覺已越來越好。

1993年12月27日（星期一）

因為接近年末，這個"星期一"的氣氛很"過年"。就是這一天，《三聯生活周刊》組建記者部以來，全體記者首次集體聯歡，歡慶新年。下午，在新華社總部地下卡拉OK廳，周刊記者與周刊主筆首次不討論選題、不研究"前脖子"、"後脖子"乃至"封面故事"，而是放聲歌唱。

事前記者們曾有小小"陰謀"--歌詞大意是，要在聯歡會上好好收拾一下那些槍斃選題眼都不眨的主筆之流，但統統未遂。

在聯歡會上，主筆、主編們歌聲洪亮、曲風多變、舞姿優雅而外，還死死把著麥克風不撒手，轟都轟不下去。

（如果真實再現聯歡會上下無窮細節，用今天的話說，那會非常八卦。還是不寫吧。但其實，在當時的《三聯生活周刊》，"聯歡會"也是一種另類的培訓--它是一個難得機會--讓記者們從另一面了解他們的領導。在此前的正式培訓期，主筆著裝細節、談吐風範之類，就一直是年輕女記者們最愛議論的話題--她們的"選題焦慮"較之男記者要輕微得多。在"發現"某主筆穿"花花公子"之類的"八卦"中，主筆們的"神性"被一一降解……情有可原的是，當時周刊所有主筆均為兼職，新記者與之近距離接觸的時間非常少。）

離開新華社，記者一行餘興未盡，便跟隨願意請客的4位主筆移師崇文門某餐館。與"第一場"西餐+歌會模式不同，晚間的第二場"續宴"以酒為主，連菜都沒怎麼吃。酒過三巡，記者何笑聰忽然哭了起來，記者苗煒忽然大聲唱歌，記者華莉忽然不斷地大笑，記者劉君梅則忽然巧舌如簧妙語連珠。還有人發現，記者劉曉玲不知是沒來，還是喝高了悄然離席?……無論如何，這些"表現"在選題會議上看不見。那是《三聯生活周刊》記者的第一次集體聚會，喝得開心外，也是記者們為數不多的一次與主筆面對面：不談選題，談別的。

1994年8月2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