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煒1992年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進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工作，1993年被招聘進《三聯生活周刊》，現為執行主編。

我1992年大學畢業，分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黨委宣傳部，編一份校園報紙。工作真的很無聊，更辛苦的是，我上一次班在路上要三個小時，當時還沒有京通快速路，大北窯到二外好像叫"建國路"，312路公共汽車能把人擠成肉餅，小公共在學校門口招攬生意，叫喊：去北京去北京了。我心裏想：我怎麼跑到不是北京的地方工作了。

我上班的時候以背英語單詞為主要消遣，有一天中午，腦子累了就走出辦公室，發現樓道裡站著一漂亮姑娘，她是學校廣播站的，我把她邀請到辦公室裡聊天，問她:"你們前幾天播了個女的唱歌，那女的是誰?"她說，那是個台灣歌星，叫孟庭葦。廣播站這姑娘後來轉錄了一盤磁帶給我，裏面有"冬季到台北來看雨"。1993年初夏，我在學校門口的公共汽車站又碰到廣播站姑娘，她告訴我，她要畢業分回到廈門了，我告訴她，我要到三聯書店去工作了。

9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青年報》是份很好看的報紙，我在那上面看到三聯書店《生活周刊》的招聘信息，就報名參加了考試，考試分三場，第一場是面試，第二場是英語翻譯，給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新聞周刊》上的報道，一篇是《時代》的報道，讓你任選一篇翻譯成中文，前者稍長，後者稍短，我在二外背了大半年的英語單詞派上了用場，我立刻看出來，前者的生詞很少，而且是社會新聞，後者的生詞較多，而且是經濟新聞，我選了前面那個來翻譯。並且在那個時刻就確立了我未來的新聞觀念：社會新聞通俗好懂，經濟新聞莫名其妙。

說實話我那時候對新聞之類的東西毫無概念，更不認識生活周刊那些大腕都是誰。第三輪考試是採訪，秘書阿芳給我個名單，上面是一些大腕兒的名字，後面注著他們的身份，虛虛實實，讓我隨便挑一個採訪，告訴我：採訪完了寫一短文就行。我就挑了個叫"西林"的，他的身份是"養寵物的"。上樓到了一間大辦公室，一幫前輩坐在裏頭，採訪就當著這些人開始，我和"西林"聊了20分鐘，然後報告說:"我採訪完了"。錢鋼問我:"你怎麼不記筆記呀?"我說:"阿芳告訴我寫幾百字就夠，那還記什麼呀。"

錢鋼老師的質問讓我頗為忐忑，但還是只寫了600字就交差。後來我知道，我採訪的那胖子叫陳西林，是《中華工商時報》周末版的編輯，他那報紙上有一個欄目叫"五味人生"，專門發300字到500字的小文章，我很快就開始給他們寫稿子。

剛進"三聯"，我對錢鋼、楊浪、賀延光這些大記者的名字一概不知，直到有人告訴我，畢熙東會擔任生活周刊的體育部主任，我才明白這幫人的分量。我當時全中國就知道一個記者的名字，那就是老畢，我看他的足球評論。進入"三聯"之後，我的理想就是跟著老畢做體育新聞，能免費看足球，能在報紙上發議論。如果能在《足球》報"京華新村"上每周寫上800字的評論，那我這輩子的理想就算實現了。

1994年世界盃，《中國足球報》創刊，老畢把我介紹到那裏幫忙，每天看完球寫300字的短評；1995年的某一天，老畢要我開始給"京華新村"寫稿子，他帶我去見《足球》報老闆嚴俊君，在足協附近的一個賓館，房間裡很凌亂，老嚴坐在椅子上看字帖，他指著字帖上的一幅字問我:"你看這幾字寫的怎麼樣?"那八個字是"心中有我，眼底無他"，我說：好。老嚴說:"寫字要做到這樣，寫文章也要這樣--心中有我，眼底無他。"

從1994年，到1996年周刊正常按照半個月一本的速度出版，其間兩年的時間，這本命運多舛的雜誌大多處在和投資方分分合合的狀態中。黃集偉曾經寫了個小說，幻想2008年的周刊是什麼樣子，結尾處是主編一聲號令要大家開選題會。我當時建議他這樣修改--改成創刊倒計時會議。我們那時候老說要創刊了，要倒計時了，我琢磨著到了2008年，這本雜誌也未必能創刊。

雖然雜誌不能儘快面市，不過工資倒照發，而且居然加薪50%，從400塊到600塊。有些同事紛紛離去，我則想，到哪裏找這樣好的工作：不用幹活還發錢，偶爾來上班就討論雜誌如何定位這樣虛頭八腦的問題。從家到凈土衚衕，騎自行車15分鐘就夠，比二外可近多了。我上大學時寫的一個小說在一本文學雜誌上發表，給我寄來300塊錢的稿費，那小說萬字，我給其他報紙寫文章，稿費從千字20塊到100塊不等，足球報顯然是最慷慨的，一篇文章375塊，這筆帳一算就明白，我寧願天天在家寫一篇球評，也不會去寫小說了。1995年足球聯賽火爆，北京有兩家小報都以足球為頭版，我在這家小報寫完了，再給另一家小報寫。每天早上我在明媚的陽光中醒來，盤算如何打發無所事事的時光，每天1000字的寫作習慣就是那時候養成的。

有個美國人說過，體育記者是這世界上能找到的最好的謀生方式；我想修改一下，雷克·雷利那樣的體育專欄作家，才是最好的差使，他可以看全世界最好看的比賽，採訪體育明星，會晤體育圈內各色人物，但不用寫報道，拿的年薪卻高得不得了。

1996年，《三聯生活周刊》終於走上正軌。朱偉接手之後，我依舊是寫體育，他編的第一期稿子，體育大概佔了10頁，寫的是辛普森和泰森的故事。1996年的雜誌就有"生活圓桌"這樣一個欄目，當時請一幫著名作家給寫，後來覺得那樣的文章沒意思，朱偉原來是搞文學的，他說文學承載的信息量太小。我給"圓桌"寫的第一篇稿子是"悶死在網球場上"，他看了以後說：不要那個結尾，寫文章不要歸納總結。這句話實在讓我如釋重負，茅塞頓開。再後來我接著擔負圓桌的編輯工作，我看到了許多好文章，記下了好多有意思的人與事，總是會有一個人寫出很好玩的東西，然後連著寫了一段時間，然後慢慢枯竭，不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