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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天字七書》第143章 玄感造反循章法,李密三策究天人
大好情勢之下,隋朝全軍撤退了。

遼東城守軍,本來已被隋軍的攻勢嚇破了膽子,抱有玉石俱焚之念,已存必死之志。

但城下的隋軍雖然撤走,他們的軍資、器械、攻具卻堆積如山,營壘、帳幕、也完好不動。

這極為反常,也完全不符合常理。

當隋軍撤退之際,城牆之上的高句麗守軍,就已經察覺到,但他們處於絕對的下風,本來都準備以身殉國了。

高句麗認為隋軍可能是誘敵出山,他們隻敢在城內鼓噪,甚至不敢派出一個探子,出城去偵察隋軍的真實情況。

直到第二天中午時分,高句麗看到城外已經完全人去房空,才敢派出小股軍隊,了解情況。

但也隻敢遠遠地追躡於後,不敢過份緊逼。

直到二天之後,當他們確定隋軍是真正撤軍之時,才敢派出幾千名戰士,尾隨追擊。

此次遼東城之役,高句麗軍隊徹底被隋朝的強盛嚇破了膽,雖然名為追擊,依然是遠遠隔著八九十裡,怕中了隋朝的圈套,不敢進逼。

直到高句麗確定楊廣的禦營已經完全渡過遼河之後,才正式確定隋軍是正式完全的退軍,才敢派出主力,進擊隋朝的後軍。

當時,隋軍還有幾萬人未渡過遼水,楊廣給高句麗的追擊部隊,留下幾千羸弱的殿後部隊做誘餌,以掩護主力渡過遼水。

楊廣此次再伐高句麗,遼東一城,本已唾手可得,但功敗垂成,又倉皇撤軍。

楊廣君臣的擔憂終成現實。

他的後院起火了。

這把火燒得非常大,在前線的每個人,上至皇帝,下至士卒,都無法獨善其身。

因為,楊玄感造反了,在中原大地,在隋朝的核心區域洛陽附近起兵造反。

這件事情的後果非常嚴重。

楊玄感並不是普通的草寇,他是根正苗紅的弘農楊氏的中堅,是楊素的兒子,楊素雖然已死,但楊廣一朝文武大臣,基本上和楊素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這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身份,也是一種巨大的網絡和力量。

最重要的是,前線的將領,他們在後方的子侄,成了楊玄感天然的人質,或者成為他的盟友。

楊玄感的造反,等於將這個帝國徹底割裂,完全可能動搖隋朝的根基。

楊廣大感憂懼。

當他第一時間得到這個消息時,他立即召見了老臣蘇威,蘇威是經歷楊堅和楊廣二朝的核心元老,也是在政治上可以抗衡楊素的大臣。

楊廣直接了當地詢問蘇威:「此兒(楊玄感)聰明,得無為患?」

蘇威老成持重,倒並不太驚慌,他冷靜地說道:「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楊)玄感粗疏,必無所慮。」

蘇威雖然並不擔心楊玄感能成事,但他久歷政壇,眼光長遠,他說出了自已真正的擔憂,「但恐因此浸成亂階耳。」

和蘇威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庾質。

雖然遼東前線所有將領的妻子兒女都在後方,並且,楊氏一族素有威名,但庾質卻在回答楊廣的問話中,非常肯定地說:「(楊)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困,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

蘇威的擔心並不多餘,他並不是隨口做的預言和判斷,而是對於目前局勢的深刻擔憂,因為,除了楊玄感叛亂之外,現在大隋的天下,已是處處烽火,火燒眉毛了。

中原大地,已經亂成一鍋粥。

山東,河南洪水肆虐,民眾本來就已經困苦疲弊,雪上加霜的是楊廣二征高句麗,過於貪大求全,虐用民力。

在給水軍造船時,山東之地的民眾,夜以繼日,長時間一直裸身站立於水中勞作,甚至全身生蛆都不得休息。

這導致了一個結果,中原大地之民,做順民,了無希望,舉起反旗,卻可能還有一絲生存的機會。

官逼民反,只有造反,才是一條正途。

形勢確實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

以楊廣徵發六十萬鹿車夫運米為例,二個人共推一輛小車,運米三石,但道途險遠,運送的糧食,甚至都不足以供給車夫一路之上的乾糧。

結果可想而知,達到地頭,無公糧可交,只剩下死路一條。

橫豎都是死,這些鹿車夫,只能逃跑亡命,這是一批數量巨大的流民。

流民和無產者,從來都是造反的主力。

同時,為了供應前線的需求,地方官吏變得更加貪殘,因緣侵漁,於是,百姓窮困,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

這就是典型的官逼民反,本地的良民和外來流民相結合,就產生了巨大的破壞力,一時之間,叛亂之火,轟然而起。

首舉義旗的是長白山的王薄。

這個長白山不是在遙遠的遼東,白山黑水之長白山,而是山東境內的山名。

王薄自稱知世郎,按照靠山吃山的原理,他專門剽掠山東的齊郡、濟北郡之郊。

王薄大概也讀過幾年書,他針對時勢,做了一首「無向遼東浪死歌」,以激勵時人。

歌詞內容是:

長白山頭知世郎,純著紅羅錦背襠。橫矛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劍向前盪。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這顯然是講,上山為寇,猶可大碗吃肉,大口喝酒,即使官軍來了,也可奮力一搏,總勝過於在遼東路上,無謂死亡。

這種平易入心的口號,迅速傳遍山東大地,王薄快速聚攏了在討伐高句麗路上,沒有回頭路的流民。

王薄雖然扛起反隋的大旗,他也一直扛到了最後,但和所有的農民起義相類似,他雖然是最先,卻並不是最厲害,最富傳奇的那幾位特殊的存在。

在隋朝之末,起義反叛之軍,可謂多如過江之鯽,數不勝數,有名姓者,就有一百多起,實在蔚為大觀。

但真正具備爭奪天下的實力和氣魄的起義軍領袖,卻只不過三四人而已。

自古以來,農民造反,鮮有成功者,真正能動搖其根基的,只能從其內部產生。

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堡壘易從內部被攻破。

何況現在隋朝雖然千瘡百孔,但其中央權力卻堅硬如鐵,核心的軍事力量,更是牢牢掌握在楊廣手中。

農民造反,並沒有多少機會,但楊玄感不同。

楊玄感熟知帝國政體和政治的運作,並且,他在隋朝的原官僚體系中,具備廣泛的和深厚的基礎,當楊廣失德之際,他登高一呼,天然就是官僚體系新的代表。

誰做皇帝,對於已經根深蒂固的關隴集團而言,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新的皇帝需要能保證他們切身的利益。

而楊廣這個獨夫,卻似乎在一個人的道路上,越奔越遠。

楊玄感代表的不僅僅是一股叛亂勢力,他代表了朝廷之中對於改朝換代,尋找新的代理人的訴求。

這是一種深刻的思想潮流,破壞力遠遠大於蜂擁而起的農民起義。

可以說,自從楊玄感舉起了反旗,隋朝的統治根基就已經動搖,只要出現一個真正強勢的力量,隋朝必然搖搖欲墜。

這也是蘇威的判斷和預言,「(楊)玄感粗疏,必無所慮。但恐因此浸成亂階耳。」

事實證明,楊玄感的反叛,來勢洶洶,隋朝差點在他的衝擊下龍脈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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