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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天字七書》第44章 治世治事先重文,平衡自古玄妙成
重開天地,就要建立秩序,定立規矩。

在暗無天日的五胡亂華時期,在政權走馬燈似的南北朝時代,那是三百年漫長混亂的分裂年代。

所有的傳統秩序和規則,全部遭到破壞,楊堅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爛攤子。

無規矩不成方圓。

要想長治久安,就需要建立一種全新的秩序,確立這個社會的運行規則,才可能讓新朝生氣勃勃,昂然奮發。

楊堅足以比肩秦始皇,他做了很多開創性的工作。

最基礎的工作是統一貨幣和度量衡,為帝國樹立起統一的標準。

在政權林立的分裂時期,地方貨幣和各種臨時性,應急型的土辦法,層出不窮,以致於全國各地,都割裂成一個個相對封閉和保守、自己自足的區域。

從長期來說,會留下再次分裂的隱患。

楊堅要破舊立新,鞏固大一統。

正如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車同軌,書同文,並非是純粹的好大喜功,而是非常高明的治國之術。

統一的國家,需要從思想根源上確立統一。

首先要在文化上和秩序上確立大一統的理念。

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才可能發展成為蒸蒸日上的龐大帝國。

這也是中國大地上,雖然歷經無數次分裂而依然能夠重新歸一,並且統一的基因已根植於民族血液中的根本原因。

那就是必須建立文化和文明的認同。

漢族和漢族政權,歷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原因,就在於文化認同。

什麼時候,我們的文化斷層斷裂了,或者被外來文化侵佔漸染,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楊堅統一貨幣時,以城市為中心,打了一場漂亮的戰役。

當時所鑄之錢,分為四等,而民間的私鑄,更是名品甚眾,輕重不等,用來流通時,根本就無所適從。

在軍國一體化,一切以戰爭為中心之時,還可以用糧食,絹帛等實物計量財富。

但統一的帝國如果要發展,貨幣本身就成了一個基礎的問題,這在隋唐二朝,也成為一種重要創新的源頭。

楊堅的方法很簡單,他採取了新鑄五銖錢,來重新規範和統一幣製。

他先鑄造了樣錢,先立個標準。

錢的背面,正面,錢的厚薄,都有固定的範式,每一斤重四斤二兩,在樣式和重量上做了一個統一的標準。

楊堅選擇城市為突破口開始推廣新錢。

他在每個城市的城防入口之處,放置樣錢,同時,開始沒收和銷毀舊幣。

長期堅持下來,市場之上,新幣逐漸流通,成為主流,舊幣只能偶爾流通在有限的區域內,從而慢慢被淘汰。

舊幣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因為這涉及到巨大的利益。

在這場統一貨幣,禁止惡錢流通的戰役中,楊堅為了取得殺雞駭猴的效果,有意治亂世用重典。

他抓住了一個樹典型的機會。

官府捉到了二名以惡錢充好錢的市井之徒,楊堅立即下令將他們斬首。

他一生都在追求中央集權,尤其是皇帝集權,當法律和皇權相抵觸時,他非常自然地將自己的皇權凌駕於法律之上。

但大理丞趙綽站了出來,他不同意皇帝的決定,他要維護法律的嚴肅。

他進諫道:「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

楊堅非常不高興地說道:「不關卿事。」

趙綽不依不饒,堅持自己的意見,「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

楊堅見趙綽如此不識趣,便語帶威脅,嚴厲地說:「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趙綽毫不退讓,更進一步,直逼楊堅,說道:「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

楊堅加重語氣,赤裸裸地威脅說:「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焉?」

這句話,語氣已經非常不善,言下之意已經暗指天子一怒,就有亡身滅家之禍。

趙綽豁出去了,他跪拜謝罪,但卻堅決不退。

即使楊堅不斷呵斥,趙綽依然堅持己見。

碰上這種不要命的諫臣,除非楊堅打定主意要做商紂王式的昏君,否則,千秋萬代之後,也還會有後人評說。

楊堅出離憤怒,拂袖進入內閣。

這時,需要一個打圓場的人。

柳彧出現了,他也上書切諫,詳細直陳得失。

楊堅很快從個人的憤怒中清醒過來。

畢竟,這種分歧,並不是本質上的對立。

作為一個一流的政治家,楊堅的情緒,顯然能夠服從於大局。

要找到推進貨幣統一的方式,完全可以另想辦法。

亂世用重典,於楊堅而言,這是帝國政治實務的需要。

但建立規範,為萬世之法,卻更是重中之重。

楊堅赦免了這二個人的死罪。

人雖未死,但如果不是趙綽,這二人就是有九條命,也早已身首異處了。

但這世上,並非每個人都是趙綽,可見楊堅的國家意志,對於政令的推進力度和決心。

於此經年累月,貨幣逐漸統一,度量衡的統一也在有序進行。

統一的帝國終於有了統一規則。

最重要的統一,是思想領域的統一。

楊堅篡周立隋之後,火速平定了尉遲迥等三方叛亂,接著又全力應付突厥的進攻,整個國家,成為一駕高速運轉的戰爭機器。

戰爭之時,最適合最有效的管理制度,當然是軍事化管理,這在很多方面得到體現和證明。

被楊堅稱為朝中重器,「正直士,國之寶也」的柳彧,就曾上過一道關於正月十五元宵節,臣民共聚為樂的奏疏。

「竭財破產,競此一時。盡室並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

柳彧建議禁止元宵節的聚會娛樂,以利於管理。

因噎廢食,這顯然是軍國一體化的簡單機械的管理理念,將人作為生產的工具和要素,強調其生物性,而忽視其社會屬性,於精神和文化上的建設,漠不關心。

對於執政的楊堅來說,這種管理理念是恰當的。

楊堅同意柳彧的建議,並下詔正式頒行。

楊堅本人從小長於尼姑庵中,清教徒式的生活是其本來的生活面貌。

即使他成為了一個帝王,他仍然將節儉和節製作為一種發自內心的習慣保持。

這是一種嚴格的自律,也是非常高尚的私德。

但人有百種,活法不同,並且每個人的追求,也不可能完全同一個步伐。

楊堅在隋朝建立初期,奉行軍國一體化的治國理念,是符合當時一切為生存,為了戰爭的現實。

保因為楊堅骨子裏非常固執到幾近變態的秩序,等級,控制欲,楊堅走向了反智。

絕對的****是講求絕對的秩序和服從,並不需要更多的精神追求和生活。

楊堅最終和傳統的儒家文化背道而馳,甚至進化到,全面取消和取締全國的絕大部分學校的地步。

這一點,將由他的繼任者隋煬帝楊廣,很快更正和扭轉。

楊廣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敗家子。

但他本身文採風流,自認天下文宗,在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傳統下,依然認為自己是理所當然的天下第一。

他在文化建設上,也遠比他父親楊堅要有遠見和寬容得多,在楊廣一朝,文化有一種勃然向上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喜氣洋溢的春天氣息。

楊堅在完成了思想和行政制度的統一,度量衡和貨幣的統一後,一個當世大儒牛弘的進言,讓他不得不對儒家和文化做出讓步。

楊堅雖然做了讓步,但很有限,他所有的出發點,都是為自己統治的穩定性添磚加瓦。

楊堅確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天生的優秀政治家。

牛弘身歷楊堅,楊廣二朝,是唯一能重用於二朝,並得善終的朝廷核心要員。

自以為天下第一名將的楊素,眼高於頂。

但他一生敬重牛弘,他曾經在討論楊堅皇后的葬禮禮儀時,心悅誠服地對牛弘說:「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楊廣是個皇帝,但他也是個詩人,經常會寫上幾句,還有好事者集結成冊,以青史留名。

他曾經專門給牛弘寫了一首詩,「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

牛弘本人最重要的品質是識度深遠,心底無私。

在隋朝時,他主管吏部的職選,先德行而後才幹,非常謹慎地選人用人。

他選中的人士,皆一時之才俊,隋之選舉,於斯為盛。

但他對於後世最大的貢獻,卻來自於他的一份奏疏和一條建議。

當時,楊堅剛剛篡周立隋,北周本來也是一個徹底的軍國一體化,僻處西陲的政權,自建立伊始,整個國家隨時面臨亡國的危險。

因而,整個社會所有的生產和行動,一切以戰爭為中心。

生存高於一切。

於文化建設一項,卻是一片荒涼,了無生機。

北周的統治者對此心知肚明,但他們對於文化的深層力量,非常輕視。

北周武帝曾經親口說過,如果文化的高低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那衣冠正統的南朝和繼承北魏衣缽的北齊,將可以不戰而勝。

現實是殘酷的。

一心發展即戰武力的北周,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最終攻滅北齊,統一中國北方。

楊堅是北周舊臣,感同身受,完全認可和延續這種重武輕文的國策。

牛弘用一道奏疏,改變了楊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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