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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天字七書》第48章 人為刀俎我魚肉,進退有度不強求
李穆、梁睿和王誼是開國三老。

梁睿是真正的老資格,他的上岸之路,比李穆要曲折困難一些。

他在年少之時,以功臣之子的身份,被北周太祖宇文泰養在宮中,和宇文泰的兒子們一起長大,同師共業,情濃如蜜。

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就是宇文泰的養子,是那種在關鍵時刻,需要捨身為國為家的養子。

在楊堅將篡未篡之時,他被任命為益州(巴蜀)總管,但他半隻腳還沒有入蜀,王謙就在蜀中造反了。

楊堅任命他就地率軍平叛。

梁睿是個猛人,他二話不說就接受了命令。

他是真正的國士,可謂招之既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他臨時組建起來的軍隊,勢如破竹地擊潰王謙,將王謙在成都斬首正法。

梁睿文武全才,在蜀中他獲得了崇高的威望,他深得民心,遠近四夷,全都心悅誠服。

但有時深得民望,也是一種累贅,梁睿是個知時達勢之人。

在楊堅篡周立隋之後,他並沒有選擇變成另一個王謙,這既是自知,更是自省自律,也有來自於當世文宗薛道衡的勸說。

他對梁睿說:「天下之望,已歸於隋。」

天下大勢已定,需要早點向楊堅表態,梁睿直接一步到到位,上表勸楊堅登基,以便在新朝,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

梁睿依策而行,這讓他在楊堅一朝之中,成為重臣權臣,實有功高震主,功重不賞的嫌疑。

事實上,楊堅確實深深地忌憚,象梁睿這種手握兵權,久鎮一方的諸侯。

這種人天然就是他的對手,在楊堅的理念中,他們可以分分鐘反抗他,是可以將他轟下台的危險人物。

擁重兵於外,只要聯絡大興城中的陰謀家,裏應外合之勢一成,就會成為他的心頭之患。

梁睿深知此點,他雖然不想造反,但懷璧其罪,久居重鎮,身處猜忌之地,讓他深懷憂懼。

他深知進退,也非常明白楊堅的為人和所思所想,為了自保,他下了三步棋。

這三步棋,叫做「三自」。

第一是自解。

他自請入朝,主動缷下兵權,解除威脅。

梁睿離開自己苦心經營的巴蜀大本營,等於放棄了作亂的資本和能力,以示真心臣服楊堅。

第二是自閉。

他回到京城,見到楊堅,在與他握手言歡之後,他一退朝,就對自己的家人說:「功遂身退,此其時也。」

梁睿對自己非常狠,他立即謝病於家,閉門自守,不和任何朝官結交。

第三是自汙。

這通常是功高震主者的自主選擇,自汙名節,又有把柄存被拿捏,可以遠禍,讓楊堅認為自己心無遠志,僅僅貪戀富貴而已。

這是效仿當年蕭何,他為躲避劉邦的猜忌,貪汙受賄以自汙名節,而求自保。

梁睿一直保持著足夠的清醒。

他知道平定蜀中王謙之後,為人臣子的功名,已達到巔峰。

為避免盛名所累,他很早就為自己謀劃退路。

他選擇用貪汙受賄來自汙,但他的貪汙程度,應該已經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梁睿的貪贓枉法是確定不移的事實。

梁睿入朝不久,蜀中和朝廷之中,他的政壇對手,就召集了一百多人,組團入京,在朝堂之上,向楊堅檢舉告發梁睿的貪腐行為。

有告發,就一定會有勘核。

但這些告發梁睿的人,大都被定為誣陷而獲罪。

但一而再,再而三的告發,終於讓梁睿無法穩坐釣魚台,他惶恐不已,他也必須向楊堅表態。

梁睿上表謝罪,請楊堅治罪。

楊堅心中通透,他非常有默契,也很大度地不過問梁睿以前的貪腐行為。

不過,梁睿的貪腐數額過於巨大,作為警示,楊堅給予梁睿的封賞,大都是虛有其名,而不落到實處。

楊堅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你梁睿已經撈得太多了,我雖然不治你的罪,但這些帳,先都記著,等到需要的時候,再一起算。

楊堅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體現了政治家的圓熟。

也表明他對於那些願意放棄實權的北周同僚的一種態度。

那就是只要他們不反對自己,即使他們犯錯違法,他都可以包容他們,讓他們富貴一世,安享晚年。

但並不是每箇舊日同僚都能得到這種待遇。

楊堅曾經想再次啟起用盧賁。

但盧賁久處江湖之遠,心生怨意,應對失旨。

楊堅勃然大怒,他直接對盧賁說:「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熲齊。」

轉過頭來,楊堅對群臣說道:「吾將與(盧)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

盧賁心中有氣,楊堅心中一樣有不平之氣。

他說出了自己的心裏話:「如(盧)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眾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

楊堅將閑置功臣的責任,全部推到舊日同僚們的不堪驅使,而不去正視他自己內心中的真正需求和想法。

楊堅有一種理想,他想讓每一個人都非常識趣。

他想讓他們都主動功成身退,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避免「有始無終,薄於功臣」的譏誚。

楊堅非常重視自己的名譽。

他如所有帝王一般,有求名之心,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會被記載於史冊之上。

蘇威對此心知肚明,因為他骨子裏和楊堅一樣,也是重名甚於重命。

他心有同感,立即拍了楊堅一個馬屁。

蘇威心領神會地舉出,可以效仿東漢光武帝對待功臣的先例,讓他們厚祿賦閑在家。

「至尊仁育,復作此道安之。」

楊堅同意,遂廢盧賁於家。

這種不流血的交接或漸變的人事政治變動,是新朝新氣象的必然。

即使那些有能力,並且對新朝忠心之臣,楊堅出於平衡權力的需要,也有意放黜了一批官員。

盧賁代表了一個群體,他的命運也是這群人的命運。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這種好運。

有一批實權人物,尤其是原北周高級武將集團,由於在京城和地方長期任職,其勢力已經盤根錯節,根深蒂固。

他們是少壯派,年紀較輕,可能成為楊堅潛在的威脅。

楊堅展現了他冷靜、冷肅、冷酷的一面。

本質上而言,這些手握權力的原北周武將,才是關隴貴族集團的力量源泉。

他們在一次次的征伐中,建立和鞏固擴大自己在朝野的勢力,然後,以家族的名義,在關隴集團之內,互相交換利益,讓其群體的聯繫更加膠固。

這個集團,或其枱面人物,思想上延續和認可了南北朝以來和君王「共治」,分享權利的政治思想。

但時代已經發生變化。

楊堅由於其根基不穩,得位不正,骨子裏先天就不自信。

他甚至有一種非常強烈的不安全感,這來自於他北周的同僚,那是一種實質化和嚴重的威脅。

以謀反被處死的宇文忻有一句名言,代表了這個群體,內心深處對楊堅真實的看法。

「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

可見楊堅雖然貴為天子,但他們並不覺得自己就一定低楊堅一頭。

他們認為楊堅只是他們扶上枱面的利益代言人,如果他們不滿意,可以隨時再扶植另外的更合適的人上台。

宇文忻和梁士彥,劉昉在一個謀反事件中,已經全部伏誅,但他們這種思想,根植於關隴貴族集團內部。

關隴集團,他們是一群有能力,實力和意願,能重新扶植新皇帝,建立新政權的貴戚。

楊堅本人就出身於這個群體,對待關隴集團,他採取了既對抗又妥協的三種不同方式。

一是用高官厚祿去吸引人。

二是用小打小鬧去敲打人。

三是舉起屠刀去消滅人。

宇文忻和梁士彥,劉昉以謀反罪被誅殺,但他們在地下並不會感到孤單。

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多的老朋友,會和他們相聚於九泉之下。

楊堅在對待和處理這個集團時,有一種複雜的心情。

他既需要這個集團的支持,去維繫帝國的統治,也需要時刻防範被這個集團拋棄和背叛。

這種壓力和擔心貫穿於整個隋朝,也貫穿於文帝和煬帝時代。

有隋一代,這個勢力,隨時想再找尋可以給他們更大利益的替代者,事實證明,最後他們確實選擇了另一個代理人,那就是李淵。

李淵是唐朝的開國帝王,李淵一族同樣也是出自於關隴集團,李淵面對關隴集團的壓力,並不比楊堅小。

終隋唐二朝,關隴集團和社會上頑固的士家大族利益集團,都具備左右朝政的力量,他們與時俱進,不死不滅。

即使某個時期,沉淪落魄,但春風吹又生,直到三百多年後,一場席捲全國,殺遍天下的起義,將他們從身體上消滅,才徹底摧毀了盤踞中國社會幾百年的,大家族,大勢力,大利益的佈局。

中國傳統社會,開始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但那種遠古的流風餘韻,似乎也不再餘音繞梁。

楊堅非常現實。

他因時因地製宜,對於集團內的對抗,他需要採取不同的對待方式。

比如,對於太師於翼一族,他就採用了敲山震虎之法。

在楊堅最艱難困苦的創業年代,幽州於翼和晉陽李穆的效忠,實際上是把半個江山送給了楊堅。

因而,在楊堅篡周立隋之後,李穆為太師,於翼為太尉,都位居於人臣食物鏈的頂端。

於翼的太尉更是人臣之最,三公之首。

和李穆的自然老死有所區別,於翼晚節不保,他面臨了一場牢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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