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爵是君權分配的重要表現形式。爵位的加封並不是簡簡單單地擬定字型大小，其背後透露的政治信號往往有著更深層的寓意。例如地位最尊貴的王爵，在爵位加封的時候，字眼上也會有著一些細微的差別——有的封號是一個字的，有的是二字的，別看字數差得不多，實際的地位和權力差距卻很大。

爵位制度從實行上就可稱得上是繁文縟節，以大定為例，特別規定了封號的三個等級。單單是一字王，王爵的封號來源就分成了大國，次國，小國三個等級。

其中，大國主要有秦、齊、魏、燕、楚、魯、陳、吳、越、夏、商、周、漢、唐、徐、冀、雍、揚、益、鎮、鄧、邠、兗、荊、鄆、涼這些國號。原本「晉「也在其中，但由於太宗常嚴以晉王身份登基，所以晉國不再作為封國。

次國主要有衛、鄭、蔡、許、代、瀛、岐、隨、邢、涇、廣、福、華、宿、密、蘇、相等等。小國的名號就更不勝枚舉。這個時候，針對一字王的封國已經明文規定了大小之別，更不要提「二字王「的命名之細瑣了。

「一字王」與「二字王」的等級差距體現在榮譽感上是十分明顯的。舉例來說，作為不重要的關係疏離的宗室成員，「一字王」的頭銜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花環，若想振興家族的枝系，除了要與皇帝有著密切的親緣關係，還要儘可能多地建立功績。

除了等級和榮譽的差距外，這兩類王在待遇上也有著一些差距，每月皇室都要為王爵們發俸，一字王的薪俸也要遠遠多於二字王；在一些重大的禮儀場所，一字王身居高位、座位靠前，而二字王就要坐得偏後；商議國家大事時，親王的參與度也要高於郡王，兩者的差距從這些方面都有所體現。

「一字王」與「二字王」的地位差異漸漸拉大，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受封對象的不同。皇帝作為九五之尊，集權的理念貫徹始終，分封也是分權的一種體現，自然要落實到最親近的人身上去，例如皇帝的兒子和親兄弟一般都被封為象徵更高等級的爵位，而宗室子弟和一些功臣、外臣而只能受封等級略低的爵位。

當然，二字王往往是授予外臣，因為皇帝是不太情願給臣子封王的。爵位的授予也是親疏有別，因此一字王與二字王的區別，不單單是榮譽和待遇的差別，還體現著皇權統治的集權的一貫思想。

本朝雖不禁宗室成員出仕為官，但不許皇親宗室的人領兵而且也不許出任宰相，也就是說不能做很大的官，就親王府官屬的數量來看：只有其官而未嘗除授，長史、司馬、谘議參軍不常設，設翊善一人、王友兩人、記室參軍一人。其他國公以下幾乎沒有自己的屬官。

當然，本朝的「王」都是有封地的，只不過不允許蓄養超額私兵，校尉及士兵基本在千人左右。

不過，百餘年來，大定歷朝皇帝皆子嗣不旺，甚至有弟接兄而登大寶者，是以分封在外的王爺並不多。

另外，大定皇室有默契，即」共富貴「，老皇帝去世沒有太子的時候，幾個主要的王、太后、重臣組成類似」臨時聯合執政「的班子，挑選新皇帝。不在京城的王幾乎就是被排擠出了權力班子，所以王基本都不會出京，再加上本朝王很少，所以亦鮮有出京赴封地者。

但崇寧帝常佶卻是瓜瓞綿綿，時下已有十八子，成年者十三人，自是要去封地的。

沁河畔的沁源縣便有一位封地在此的親王，乃是當今皇帝的九子、康王趙構，王府便在「沁園」。

乍聞此事，馮過心下頓時有千萬匹食草動物飛馳而過——曬唔曬咁嚟譜？

這位康王呀，好吧，馮過承認這個時空和那個時空是有所不同的，不能先入為主的戴著有色眼鏡看人。

他能沒見過正主，先勿亂下評論，即便其正是「宗室官田」一事的當事人，那也得先了解事件始末，沒有調查權就沒有發言權嘛。

所謂的「宗室官田」即宗室所分得的官田，亦名職田。五代時期，職田廢除，至大定真宗鹹平二年，沿整製復置職田制度，撥出官田做職田。定朝廷的目的在於「養廉」，以使官員「中才之類可革於貪心，上智之人益興於廉節」，也就是說使得官吏有了更多收入，那麼聰明的人就不會去冒險做貪贓枉法的勾當了。當時的設計是「邊遠小州及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七頃，轉運使、副使十頃」。以「立夏為斷」，或以「芒種為斷」發放收益，也就是在立夏或芒種兩個收成期給官吏發放職田的收益，如果遇到換屆官員，那麼「斷」之前的收益歸上一任，「斷」之後的收益歸下一任。

官員可以將田地「以浮客充」，允許下戶（貧苦老百姓）租佃，稱為「租佃製」，佃戶「招置客戶」，但規定每頃不得超過三戶，也即每戶隻可以租賃三十多畝。

為了免於糾紛，或規範官員的種種行為，避免官員巧取豪奪、你爭我攘，制度在執行的時候增加了一些列的條例：

一、「無得侵擾客戶」，不能擾民。

二、「佃戶仍免鄉縣差徭」，參與職田耕作的農民可以免徭役。

三、「如有災傷，並準例鐲租」，如果遇到災害收成不好，可以免除租子。

四、「臣僚多佔職田或取租者，計贓坐之」，官員超過配額佔取的利益，屬於貪贓。

五、「原無田而率配人戶者，以枉法論」，官員沒有職田卻收老百姓利益的，屬於枉法。

這個看似完美的制度設計，其實存在著太多的弊病，「官吏不務至公，或差遣之間，徇於繞竟，或橫斂之間，害己人民」，也就是說這個制度實施的時候，不僅官員更容易怠工，還傷害了百姓的利益，導致仁宗天聖年間曾一度廢除職田。但是一旦廢除，「吏以賄敗者多」而入獄，因而不久之後又重新恢復職田製。因為受製於定朝官僚體系的效率，監管極為不利，雖有條文，卻缺乏約束。

元豐初諸路共約有職田二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九十七畝。職田佃戶召浮客(客戶)充，每頃不得過三戶；公人及主戶不許租佃。稍後又規定，第四、第五等主戶亦可租佃。地租有實物分成租，也有實物定額租，後者日佔優勢，以致朝廷規定，職田租課並折納現錢。職田免二稅和沿納，租入全歸各外任官分享。貪官汙吏往往非法多佔職田，以重租、折變侵漁佃戶，至有無田而令民納租者。

康王貪不貪不清楚，運道卻是夠衰的，他名下有官田數百頃，但皆不毛之地。

分得這些歉收絕收的田地拿來作甚？好聽？問題是租賦是少不的了，需歲納租萬餘緡，怎弄？

好辦，康王府裡自有能人。

經過數日調查，馮過大抵弄明白了其中道道，無非就是兩個字：轉嫁。

這數百頃貧瘠的不毛之地雖然不能產糧，種植果樹見效更慢，但總不能一直荒蕪著，沁源縣數萬佃農辛苦些嘛，租去好生伺弄一番，早晚能有收成的……

總而言之，這些田地即便荒著也需向朝廷納租，這筆大開銷當然不能讓康王府出，那隻好向當地官府施壓，由沁源縣想法子解決嘍。

也不知沁源知縣是如何操作的，那數百頃荒田悉數租了出去，萬餘緡田租一分不少的收齊。

但是，這些田儘是沙塗石爍，常年乾旱，無法灌溉，無論佃農如何悉心播種，收成都不及正常的百分之一，莫說是交租，一年勞作下來連一個人的口糧都保不住，一大家子再如何節衣縮食，也是度日維艱。數年下來，佃農盡皆靠借貸維繫生計。

田地無收成，田租繳不起，還不能不租，後果便是民怨鼎沸、悲聲載道。

此事宗澤自是知悉，也曾上呈陳情奏報，但一如石沉大海全無消息。

河東民風彪悍，多有水匪賊寇，眼見著沁源縣因此事有「官逼民反」之趨向，宗澤如何不著急上火？可是，事涉康王，要妥善處理屬實不易。說到底，他宗汝霖在朝中全無根腳，僅憑區區五品知軍之身，如何去與康王據理力爭？

康王常構出身極低，他的母親韋氏只是一個普通宮女，受崇寧帝臨幸，生常構才得婕妤。

關於韋氏的出身來歷，在大定算是不秘趣聞。

韋氏是會稽人，出身貧寒，在明宗年間就曾跟隨姐姐到丹陽的致仕宰輔蘇頌家中此後。侍寢時，因為韋氏遺尿不止而被蘇頌認為是大富大貴之人，所以才送入京中的一個道觀裡。

後來，韋氏機緣巧合下成了還是端王的崇寧帝寵妃鄭氏的侍女，與此同時另一位侍女名叫作喬氏。韋喬二人約定，日後無論誰受到了端王的寵幸，都需要在端王面前舉薦另一個人。果不其然，喬氏受寵之後當即封為貴妃，並向舉薦了韋氏。

不過，韋氏並不受寵，除了常構之外也沒有別的生育。

而常構天性聰明，博聞強記，且精於書法，善真、行、草書，筆法灑脫婉麗，自然流暢，頗得晉人神韻，怎麼看都有乃父之風。

是以，崇寧帝對庶出的九兒子還是挺喜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