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懲辦"的帝國官員名單中，以董福祥最為奇特。他是在北京攻打使館時人人皆知的指揮者，按照各國提出的"懲辦"條件，第一個應該處死的便是他，絕無逃脫的可能。但是，聯軍攻入京城之後，他帶領甘軍"大掠西歸"，回到了西北自己的地盤上。這一下就如同龍歸大海虎入深山，不要說朝廷，就是洋人也不敢向他下手--"慮激回變，不敢戮之"。董福祥在甘肅給榮祿寫過一封信，除陳述自己的報效朝廷之心外，著重說明他的一切行為全部是在榮祿的指揮下做的--"以公驅策，敢不承命。"意思是說他和榮祿的命運應該捆在一起--"戮力攘夷，禍福同之。"最後，他威脅說：祥一武夫，本無知識，恃公在上，故效犬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竊大惑焉。夫祥之於公，力不可謂不盡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義以從之。公撫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館，祥彌月血戰，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鹹不甘心，多有議公反覆者。祥惟知報國，已拚一死，而將士憤怨，恐不足以鎮之，不敢不告。羅■■《拳變余聞》，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版，第214頁。可以想見榮祿讀了這封信之後驚慌失措的神情。董福祥不但把自己的所有行為全部歸結於榮祿的授意和指揮，而且還揚言說如果要治他的罪的話，他肯定"揭發"他並且起來造反。榮祿害怕的是兩個局面：一、如果這封信落到洋人手裏，自己不知是否還會如此逍遙；二、如果西部的回族大規模造反，東是洋人佔京城，西是回族要滅清，自己必定死無葬身之地了。"榮祿急忙送給董福祥五十五萬兩銀子，董福祥就不再言語了。"柴萼：《梵天廬叢錄》。--沒有更多的證據表明榮祿曾經用銀子封住董福祥的嘴，在野史資料中僅此一句。但是，從洋人們那裏傳來的《景善日記》卻是白紙黑字。作為京城皇家軍隊的最高指揮官，榮祿竟然沒有進入各國的"懲辦"名單，除了懷疑那個充滿了為榮祿解脫責任評功擺好內容的《景善日記》的真實性之外，至今還是一個謎團--被稱為帝國官場上"最狡詐"的榮祿和這個帝國光怪陸離的政治內幕一樣深不可測。董福祥一直安然無恙，最後老死在西部家鄉。被判流放的輔國公載瀾到了新疆，依舊過的是王公的日子。而端郡王載漪在慈禧的暗中庇護下，連新疆都沒去，僅僅走到內蒙古他丈人家就不走了。他住在內蒙古王公的大莊園中，舒適程度和在自己的家裏一樣。他還在西北地區到處遊玩，所到之處，各地官員無不極力奉承，送上大量的銀子。他的良好感覺來自他的一個頑固的夢想：他的兒子還是皇儲，並且洋人並沒有給他兒子定什麼罪，等兒子當上皇帝之後，他就可以回京城裏的紫禁城享受太上皇的日子了。載漪一直活過了大清帝國滅亡，民國的時候他又受到西北軍閥的格外照顧，每月奉送大洋數千。他曾經回過京城一次，名義是治病。當他掛著皇家旗幟的車隊浩浩蕩蕩地走過數千裡路程進入京城之後，滿城歡呼"殺洋人的王爺回來了"，想一睹他風采的百姓塞了個滿街滿巷，連洋人們也跟著跑出來看熱鬧。至於給袁昶等人平反，朝廷的諭旨措辭艱難：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剿撫兩難，迭次召見臣工，以斯折衷一是。乃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詞意俱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文章參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勞績，應即加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著開復原官。榮祿致許應■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4頁。如果把袁昶等人計算在內，自1900年的酷夏到1901年的隆冬，半年時間裏，大清帝國把自己的大半數政府官員都殺死了。那些死了的帝國官員們的陰魂永久不散。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在臨死的時候能夠說清楚自己為什麼而死。帝國的官員自從做官的那一天起，就有突然死亡的思想準備，因為他們所面對的畢竟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但是這一次不同。如果是洋人讓他們死，他們還可以以"為國殉節"自居，但是朝廷頒佈的聖旨稱他們是"釀成奇禍"的"禍首"，這使對朝廷盡忠效力的他們死不瞑目。有人把大清帝國這種自己"懲辦"自己的行為稱之為"臭襪子政治"--襪子一旦脫下來就得扔得遠遠的，免得臭氣熏著自己或臟物沾在自己身上--這個比喻倒也形象。但是，人們總是忘記這樣一個道理：襪子有什麼過錯？臭的不是腳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