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中華帝國的大混亂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造反"都發源於南方，最近的一次便是發源於廣西蔓延至長江下遊廣大地區的太平天國運動。而1900年的農民"造反"卻發源於帝國的北方，蔓延的走向也是一直向北。當帝國的整個北方都已經混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時候，帝國的南方卻是另外一番寧靜的和平的景象，彷彿中華帝國此時為南北兩個不同的國家。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是：當帝國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滅洋"行動的時候，帝國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聯合做出一個決定：抗旨。在大清帝國歷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開指責朝廷的聖旨是錯誤的，並且明確表示堅決不予執行，這是帝國歷史上無前例的一次大意外。這個意外至少可以說明：在洋人們以軍艦大炮開路，同時裹挾著工業製品、科技成果、貿易觀念以及社會文明等等附屬物強行進入中華帝國的同時，也為這個古老的帝國帶來了近代歐洲的政治風格。這種風格隨著商品貿易和經濟生活的日益活躍而悄悄地改變著帝國某些官員的思維方式，從而風蝕岩石般緩慢但卻是無法逆轉地影響了這個帝國的政治格局和統治模式。於是，在帝國北方農民們"造反"的同時，帝國南方的官員們也同時在另外一個意義上"造了反"。此時的大清帝國風雨飄搖，南北的"造反"形勢各具奇趣。現代意義上的商品經濟是產生一切社會現象的基礎。這是一個令自稱有數千年文化積澱的中國人越來越感到尷尬、困惑和無奈的規律。中國是一個自古以來就以"倫理道德"為"立國之本"的國家。中國歷代帝王所推崇的儒家學說的所有經典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商品交換、商品貿易和從事商品流通的人看做是威脅國家安危和道德安全的頭號敵人，其主要原因是儒家學說從一開始就把"利"與"義"嚴重對立起來，使"無商不奸"的觀念在中國百姓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於是，追求經濟利益的"奸"，從道德意義上講，等同於政治意義上的不可靠。因為如果一旦"利"足夠的大，"奸"商們就可能連國家都敢當做"商品"拿去交易。數千年來，這個東方帝國的國家政治一直建立在"君子取義，小人趨利"這種嚴謹而浪漫的道德說教的基礎之上，無論是帝國的平民還是帝國的官員，在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嚴密的政治統治中的一個道德符號，死去的聖人和活著的皇帝的界限模糊地合二為一，成為這個帝國最高道德標準的象徵。但是，持有這種觀念的民族終於在20世紀初遇到難以自圓其說的境況：除了中國的古典哲學之外，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文學說，包括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甚至美學無一不是從分析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和一個時代的商品經濟規模和貿易往來樣式而發端的，離開了商品經濟的一系列參數任何學說都無法科學地確立。因此，當世界已經進入了現代商品社會之後，外部勢力不惜使用炮艦強迫封閉已久的中華帝國"做生意"，帝國的社會動蕩由此開始前所未有地頻繁了起來。中國人發現自己一直引以自豪的"穩固與大一統"的政治格局時常顯現出一種分崩離析的跡象，於是關於"道德危機"的呼籲始終貫穿在帝國晚期的歷史中。帝國呼籲的核心是：外敵可禦，國賊難防。1900年帝國南方的數省大臣長久地被中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這些帝國南方大員的職務和名字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閩浙總督許應揆、四川總督奎俊、福州將軍善聯、大理寺卿盛宣懷、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等，另外，兩廣總督李鴻章雖因奉旨北上議和而沒在"無恥之徒"的名單內，但他是最先倡導"互保"的最重要的南方大員之一，因此也難逃歷史惡名。帝國的這些南方大員共同具備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他們正在這個古老的帝國裡以極大的熱情創辦著各種近代大型"企業"--那在黎明中響起的機器製造聲穿透帝國南方濃濃的濕霧向著遼闊的天宇擴散，直至迎來普照清山綠水的明媚的陽光。帝國南方的大員毫無例外地都屬於中華帝國第一批"下海"的朝廷命官--這可謂是國家的大"奸商"了！當帝國北方義和團們"滅洋扶清"的旗幟席捲山東、直隸，帝國政府支持義和團行動的暗示已經被官方渠道證實了的時候，帝國南方官員們的反對態度出奇的一致，他們"見太后所行，自招滅亡之政策，極為焦慮，發電力阻"，榮祿致許應■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頁。"莫不謂拳匪釀禍，貽誤國家，疾首痛心，同切憂懼"。榮祿致許應■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95頁。南方的官員們一反帝國官員歷來在政治表態上的隱諱曖昧模稜兩可的慣例，沒有拖延、沉默和秘密勾結的陰謀，而是各自迅速地用奏摺的方式直言不諱地向慈禧表達了"堅決剿滅，以絕後患"的政治主張。湖廣總督張之洞明確下達了對義和團"實力彈壓"命令，而在帝國政府對外宣戰的前一天，即6月20日，朝廷接到了兩廣總督李鴻章的一封電報："眾議非自清內匪，事無轉機。"所謂"眾議"，說明帝國的南方大員之間已經經過協商並達成了立場上的一致。他們不顧朝廷的明確傾向，強烈要求慈禧"宸衷獨斷，先定內亂，再弭外侮"。李鴻章的這封電報到達北京的時候，德國公使克林德已經橫屍崇文門街頭了。帝國北方的政治局勢自此陷入了一片混亂。儘管帝國的南方沒有發生任何動蕩的苗頭，但是長江江面上還是出現了異常，引起異常情況的是英國人。1900年中華帝國的長江兩岸是英國商人的巨大"市場"。因此北方義和團的舉動引起了英國人的極大恐慌，他們認為帝國北方農民們的造反隊伍如果向南開進，將嚴重危及英國在帝國南方地區的商業活動。於是英國政府決定向長江派遣軍艦，以保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朝廷宣戰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國駐漢口代理總領事法雷斯奉英國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見湖廣總督張之洞。法雷斯說的話令張之洞立即警惕起來。法雷斯說："如果長江流域發生動亂，英國政府可以提供切實的軍事援助。"何文德：《中國海關與義和團運動》。這個外交辭令的含義很明白：如果義和團蔓延到長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英國將向這個地區出兵。張之洞立即回答，如果需要援助的時候，會和英國領事協商的。但是，這裏不會發生什麼嚴重的事情--帝國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回答的含義也很明確：他有能力防止義和團在此地的蔓延，不需要英國人的一番"好意"--帝國的南方官員不願意看到英**艦深入長江水道，因為此先例一開，各**隊就會隨之蜂擁而至，那樣帝國整個國家的政治利益和商業利益就會受到威脅。張之洞隨後立即給兩江總督劉坤一發了電報，在兩人的觀點達成一致後，他們聯名致電中華帝國駐英國大使，請他轉告英國政府：中國自己有足夠的力量維護長江流域的安全。若英國一旦派軍艦進入長江，定會引起中國百姓"驚謠生事"。那樣的話各國"援照效尤，更難收拾"。必須尋找出一個令雙方都感到安全的辦法。張之洞在先前給英國領事的電報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貼出告示，嚴飭各州縣，禁謠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護！"這就是後來演變成著名的《東南互保章程》的發端。所謂"互保"，簡單地說便是：帝國南方官員絕不支持義和團殺洋人的舉動，不承認帝國政府對各國《宣戰詔書》的合法性，並且會採取各種措施保護洋人在華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國南方採取包括軍事攻擊在內的任何過激行為，必須遵守帝國的法律和道德禮儀，和中方以和平狀態進行正常的商品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