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惲毓鼎撰《崇陵傳信錄》："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詣宮門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寢宮，盡括章疏攜之去，召上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上戰慄不發一語，良久囁囁曰：'我無此意。'太后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機為辭，臨朝訓政，凡上所興革悉反之。"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慈禧）原定初六日還宮，皇上於初三日代傳懿旨，忽於初四日酉刻進城，諸務倉卒未備。"以上兩則所記載的慈禧回宮時間有異，前者是黎明，後者是晚上。據光緒二十四年的"起居注"記載，慈禧回宮的時間是"初四日申刻"，既下午3時至5時。無論是那一種記載準確，總之，9月19日，在譚嗣同和袁世凱商量圍迫頤和園的第二天，慈禧突然回到了紫禁城。慈禧回到紫禁城後的動作是：直接到光緒的殿內，將皇帝的印章和文件全部拿走，然後說皇帝忘恩負義，企圖要謀害於她。最後決定她上台掌權，理由是"皇帝病了"。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戊戌政變"。第二天，9月20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光緒還有一項"外事活動"，那就是慈禧十分懼怕的皇帝與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會見。為了不引起洋人們的抵觸情緒，慈禧恩準這個接見照常進行。但是，伊藤博文在見到中國皇帝的時候絕不會想到，皇帝背後一間掛著珠簾的房間裡，慈禧正在監聽他們的談話。日本《梅爾報》刊登了中國皇帝接見伊藤博文時的情景，當伊藤博文讚揚中國的變法，且對光緒表示欽佩的時候，光緒皇帝轉移了話題，問起伊藤博文在中國的起居飲食。伊藤博文隨後表示他可以為中國的變法做點事情，光緒皇帝的回答是，可以把意見和建議通過總署上報到他這裡。接見完伊藤博文，光緒召見了袁世凱。被皇帝直接提拔的高級官員在離開京城前都要"進宮請訓"。這次召見連對慈禧回宮並不知情的袁世凱都感到了氣氛不對，光緒從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袁世凱見此情景小心地勸皇帝變法不能"操之過急"，還說張之洞這樣的老臣可以重用，而那些"新進諸臣""閱歷太淺，辦事不縝密"，皇上要多多留心--袁世凱的這些話，很大程度上慈禧聽著十分順耳，這不知是袁世凱命運裡的福氣，還是他本人的政治經驗所決定--試想，如果袁世凱在這個場合哪怕稍微透露一點譚嗣同與他談話的內容，局面會是什麼樣子？那一天皇宮裡的召見記錄上記道：皇上"無答諭"。袁世凱被後人指責為戊戌變法中的"無恥叛徒"，說是由於他的告密，導致了慈禧發動政變。這是中國人對遙遠的歷史戲劇化的解釋。袁世凱並沒有告密。當慈禧回到紫禁城並且控制了光緒以後，袁世凱還在北京接受了光緒的召見。召見完畢後，中午他動身回天津，當晚見到榮祿，在這個時候，他對是否該把秘密告訴榮祿依舊猶豫不決，而剛好有人來拜訪榮祿，袁世凱就告辭了。直到第二天，也就是21日，袁世凱才將殺榮祿和圍頤和園的事情告訴榮祿，榮祿聽了之後"大驚"，但他並沒有如後人所說的那樣"立即化裝進京告密"，而是與袁世凱兩個人躲在屋子裡商量怎麼辦。中午的時候，禦史楊崇伊來到天津，向榮祿和袁世凱出示"訓政之電"，榮祿和袁世凱這才知道慈禧已經動手了。22日，禦史楊崇伊把袁世凱和盤托出的文人們企圖"圍頤和園"和"捕殺慈禧"的計劃帶回北京。23日，"太后已接到北洋袁世凱出首密告之事，追問皇上何意。上隻得推康、譚，否則立受廷杖矣。"--慈禧沒有用棍子把光緒打死，只是把他從此囚禁起來，囚禁在那個叫做瀛台的地方--慈禧立即下達的手諭是：步軍統領全力捉拿所有的變革黨，包括那個罪該千刀萬剮的康有為。步軍立即把南海會館圍了個水泄不通，但是沒有找到康有為。康有為在20日就秘密出京了--他派譚嗣同去找袁世凱商量暗殺行動的時候，自己已把行李收拾妥當，當會館裡他的"同志"們打盹之時，他帶著僕人李唐趁著天沒大亮，溜出北京的城門，走了。帝國緝捕令："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蔘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兵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洋人在中國歷史上公然庇護中國政府通緝的政治要犯的"習慣"自1898年9月康有為的逃亡開始。9月20日一個白天，康有為從登上火車到火車行駛至天津，居然沒有人前來查問過。黃昏，康有為抵達塘沽。他原準備搭乘招商局的輪船南下，但是到了塘沽才知道，那艘輪船21日下午4時才起航，他不敢等這麼久，熬過一個恐懼萬分的不眠之夜後，21日上午他上了英國公司的一艘客輪"重慶"號，無論從購票到上船，同樣沒有受到任何盤查。康有為安全地離開了天津。當"重慶"號一聲長鳴起錨離開塘沽港的時候，北京城正被滿街亂闖的步軍們鬧得天翻地覆。所有的城門關閉了，京津鐵路停運了。但是，300名包圍南海會館的步軍僅僅捉拿到了沒有來得及跑的康廣仁。康廣仁直到被捉住的時候，也沒鬧清楚一直形影相隨的哥哥是什麼時候無影無蹤了的。沒有捉住康有為，慈禧暴跳如雷，朝廷給煙台、上海發出了緊急懿旨："康有為企圖進毒丸謀害皇帝，事敗南逃，務必捉拿康有為，就地正法。"此時在天津的榮祿也開始了嚴密搜查。在把天津同樣鬧了個天翻地覆以後，榮祿才知道康有為上了英國輪船"重慶"號，於是立即派"飛鷹"號快艇出海去追--康有為如果不搭"重慶"號而等招商局的定期航班的話，他必死無疑。快艇追到中途，負責指揮快艇追擊的管帶劉冠雄稱"燃料不足"，帶著快艇回來了--歷史終不得知這個帝**官是真的由於出海匆忙沒來得及加足燃料還是他原本就是一個"康黨"。康有為乘坐的"重慶"號抵達煙台港時，慈禧的懿旨已經到達煙台。但是，電報十萬火急地送達帝國政府在煙台的衙門時，這裡的最高官員登萊道李希傑因事外出沒在，而譯電的密碼本帶在他的身上，結果煙台的官員們只知道是朝廷發來的特急件，但就是不知道電報上說的是什麼。而康有為利用輪船在港口停留的幾個小時的時間在煙台的大街上閑逛了一番--"遊覽了近處的風光，購得幾簍煙台蘋果供沿途品嘗。""重慶"號繼續向上海方向航行。海風吹拂，秋高氣爽，康有為全然不知大禍即將臨頭。上海不是煙台，早已受到慈禧的懿旨的上海道蔡鈞已在上海布下了天羅地網。康有為的照片被大量地分發給了大街小巷中的所有緝捕人員。消息傳來說，康有為很可能乘坐的是一艘英國船，因此，蔡鈞特地照會了英國駐上海領事白利南，要求他準許搜查從天津開來的所有英輪。白利南，1898年至1901年間英國駐中國上海總領事。這個英國人具有典型的帝國主義們的思維模式。儘管他在拒絕蔡鈞的要求時，答應由英國派巡捕完成搜查任務，並且對蔡鈞許諾的"事成之後送兩千元為酬謝"表示了感謝，但是，私下裡，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當場就決定營救康有為。原因很簡單，不管帝國政府捉拿的這個人是李有為還是王有為，反正是中國的"政治犯"。況且，他的朋友李提摩太的電報隨後也到了，李提摩太請求他保護康有為的安全。白利南對自己的決定解釋得措辭生澀含義曖昧："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為倘若在英國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國官員捕獲而可能引起的困難問題。"--帝國政府要在自己的國土上或領海上捉拿一個中國人，如何讓英國人感到是一個"困難問題"？洋人對中國的政治犯天生有一種保護的**，這與其說是在保護一個"不同政見者"，不如說是在通過有意的對抗來提醒中國政府：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我的特權是鐵一般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