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深夜。西什庫教堂內一間房間的燈光徹夜未熄，一個名叫法維埃的法國主教正在伏案寫信。信是寫給法國公使的：公使先生：局勢已經日益變得嚴重和危險。在保定府，七十多個基督教徒被屠殺，其他三名新入教者，被亂刀砍死……北京四周已經受到包圍，拳眾日漸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個煙幕，義和團的目的是消滅所有的外國人，這個目的已經清楚地寫在了他們的旗幟上。義和團的同盟軍正在北京等待他們。以襲擊教堂開始，而以襲擊使館告終。甚至，襲擊這裏的我們的日期已經確定。我們已經處於和一八七零年天津慘案前夕同樣的險境。在這種情況下，公使先生，我認為我有責任要求您給我們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來，以保護我們和我們所有的東西。過去在不很緊急的情況下，也曾經這樣做過。我相信，我們的謙恭的請求，您將惠允考慮。張超：《八國聯軍》，當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15頁。這是一封在中國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信件。它的著名之處在於，這是義和團運動期間從外國人的口中第一次說出"派遣軍隊保護"的話。這位法國主教當時並沒有想到，他的這封信不但引發了中華帝國的一場災難，而且幾乎影響了這個東方帝國的歷史進程。法維埃，中文名字樊國梁。1862年25歲時來到中國，至他寫信的時候，他已經在中國待了近四十年。他身材高大，說一口地道的京腔漢語，身穿一身中國式的長衫，腦袋後面和大清臣民一樣留著條辮子。他不但是外國在華人員裡的"元老"級人物，還是受到過中國皇帝親自任命的"官員"。同治、光緒兩朝皇帝都很器重他。身為一個外國的傳教士，中國皇帝居然頒發上諭，授予他二品頂戴，其級別相當於巡撫、總督，其在中國的資歷和地位可想而知。在中國居住的漫長的經歷和在帝國政權中的特殊地位使樊國梁完全能夠了解中華帝國的風土人情、禮儀習俗、民族性格以及官場作風，因此，帝國北方農民的騷動和義和團的興起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他憑藉在中國多年的政治見聞已經嗅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眼前，他擔心的不僅僅是他居住的那間教堂的安危，而是在中國的所有外國人的命運。令人驚異的是，他不但把義和團的實質看得十分透徹，而且對將來進入北京的義和團"以襲擊教堂開始，以襲擊使館告終"的行為竟然也猜測得準確無誤。帝國的政府對他的臣民的了解遠不如法國人樊國梁。第二天，樊國梁主教的信就像一份號召書，在京城使館區內所有的駐華公使中廣泛傳閱了。5月20日下午，各國公使召開了第四次會議。參加國已經擴大到11個：英、法、美、德、俄、日、意、奧、葡、比，會議由西班牙公使葛絡甘主持。會議首先宣讀了樊國梁主教的信，儘管每一位公使都已經讀過了，但是再宣讀一遍是必要的，可以加強會議沉重的氛圍。法國公使畢盛再次確定了這封信的"可信程度"，說樊國梁在中國居住了近四十年，他的分析應該具有"權威性"，而且就當前的局勢看，洋人將要面對的危險"怎麼估計都不過分"。暫短的沉默後，德國公使突然建議："僅僅派遣使館衛隊來是不足以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要派軍隊登陸，為保護外國人的安全而進軍北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讓中華帝國備受紛亂和屈辱後，帝國主義們的真正的願望終於說出口了。俄國公使立即附和："完全同意！"其他國家的公使緊閉著嘴不說話。翻開帝國主義侵入中華帝國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對於列強們來說，每一次侵入最大的困難不是武力不夠，而是借口難尋。他們每次最後找到的借口幾乎都是些無法載入正式外交文件的不成其為"事件"的"事件"--在這個世界上，作為一個大國，中華帝國實在是太"規矩"了，它既沒有武裝進入其他國家開闢什麼"勢力範圍"，又沒有在海外挑起類似搶劫和綁架這種"像樣"的國際糾紛，更沒有佔領過一寸別人的土地掛上自己的國旗--外**隊要武裝挑釁和武裝侵入這個東方帝國，說得過去的外交上的"適當的理由"實在是太稀少了，這幾乎成為帝國主義們的一塊心病。現在機會來了。可以肯定地說，在座的每一位公使，都無一例外地已經和他們本國的政府就這個問題不知道研究過多少次了。面對中國農民突然發難這個嚴重的現實，對於列強們來講，雖然傳教士和經商的外國人的生命可能有點損失，但是，這個局面絕對是令各列強國興奮不已的。因為，"在事態擴大的時候，便理直氣壯地進行武裝干涉"的打算在帝國主義們的心裏已經盤算許久了。德國人早就開始這種行動了。前幾年他們已經派遣軍隊在中國的膠州灣登陸。所以，對於德國人來講，軍隊不用派遣，它就在中國的山東存在了。俄國，是對中國有強烈領土野心的國家，是與中國有陸地接壤的惟一列強。如果武裝干涉中國，俄國也不存在什麼派遣問題，它的軍隊直接可以走進中國領土。況且，俄國從國內調集的兵力已經運送到了中國的旅順口。法國人也有準備。法國公使前兩個月已經向國內發出了請求調兵的電報。但是，其他各國卻沒有這麼"方便"。要派軍隊來中國，需要時間。所以，他們不能現在就迎合德國人的建議，因為這樣他們就會在"進入"中國的步調上落後於德國和俄國，這是很吃虧的事情--他們不是不同意德國人的建議，他們需要的是往後拖延一下時間。於是，英國公使竇納樂建議"諸位沉著應變，不要操之過急"。美國人立即表示贊同竇納樂的建議。其他各國公使隨聲附和。最後，在法國公使的建議下，各國公使達成了一致：給中華帝國政府提出聯合照會，限定帝國政府"五天內"給予"滿意的答覆"，不然，各國將再次舉行軍艦"示威"--如此"蠻橫的、命令式的口吻"，令人不敢相信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文件--而像是外國公使代替一個主權國家制定的一份"戡亂法"：一、凡參加拳會操練，或在街頭製造騷亂，或繼續張貼、印刷、散發威脅外國人之揭貼者，均予逮捕。二、義和拳集會之廟宇或場所的所有人和監護人，均予逮捕；凡與義和拳共同策劃犯罪活動者，均作義和拳論處。三、凡負有責任鎮壓措施之官員，犯有玩忽職守或縱容暴徒之罪行者，均予懲罰。四、凡企圖放火、謀財害命之首惡，均予處決。五、凡在目前騷亂中幫助及指點義和拳者，均予處決。六、在北京、直隸及北方其他各省公佈這些措施，以便人人知曉。孫其海：《鐵血百年祭》，黃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49頁。沒有照會給帝國政府的是，各國公使還達成了另外一個一致：各國迅速"做好武裝登陸的準備"。"五天內"，這意味著帝國政府答覆的最後期限是25日。接到照會後，驚慌失措的帝國政府立即發佈了一系列鎮壓義和團的公告，包括以步軍統領、監察院和順天府衙門聯合名義發佈的維護北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嚴格禁止練拳"，"聚眾演練者，鄰右同坐"，武衛軍出發去"武裝彈壓"。到這時為止，不管帝國政府是不是真的要處理義和團，局勢已經到了為時已晚的程度了。照會規定的最後期限一到，26日，京城內的各國公使召開了第五次會議。會議明確了各國出兵干涉中國義和團事件的決定，並且派了兩名代表為此直接和帝國政府交涉。28日，消息傳來，洋人們更加不安了：義和團不但燒毀了豐台車站，津京鐵路也被破壞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距離帝國都城路程最近的天津港，一直被帝國主義們視為得意時"進入"和危機時撤離的最重要的地點，京津鐵路一旦中斷就意味著各國駐京使館的"後路"已經斷絕--外國公使們已經被仇恨他們的帝國農民包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