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大清帝國政府終於陷入了一個極其矛盾的旋渦之中。1900年1月12日，山東與河北凡是有教堂、有教民的村莊均成為一片火海。帝國政府發佈了緊急上諭，表明對義和團問題的立場：近來各省盜風日熾，教案迭出，言者多指為會匪，請嚴拿懲辦。因念會亦有別，彼不逞之徒，結黨聯盟，恃眾滋事，固然屬法所難宥。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護閭裡，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別，誤聽謠言，概目為會匪，株連濫殺，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為淵驅魚。辦理此等案件，隻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56頁。只要不是土匪，統統就是良民。這是大清帝國政府第一次承認義和團是"合法組織"--這個正式表態的一反常態和違反"邏輯"令人吃驚。因為，在帝國以前漫長的統治歷史上，"禁止結社"是無論哪朝哪代都嚴格執行的酷法。結社就是謀反，這是鐵一般的邏輯。不要說是一個已經公開燒殺的結社團體，就是僅僅聽到一點誰要結社的風聲，帝國的各級衙門就會立即四處偵探，大肆捕捉，用不著朝廷特殊的諭旨，也定會以斬草除根為後快。但是，這一次朝廷"不管會不會，教不教"了，千百年來帝國的統治突然例外了。這道上諭發佈的時間是形成它的內容的關鍵。此時，那個試圖變法強國--改變祖宗的規矩，恢復自己的帝權--的光緒皇帝的皇位由於洋人們的反對甚至威脅，沒有按照慈禧的心願予以廢除，事情僅僅進展到立了一個小孩子當王儲，就進行不下去了，而在慈禧的周圍，以這個小孩子的父親端郡王為代表的排外勢力已經形成規模。1900年1月23日，鑒於許多外國傳教士被義和團的農民們捕殺，京城內的各國公使終於開始聚集在一起討論十分緊急的局勢了。這天是各國公使們召開研究局勢的第一次會議的日子，參加會議的有美、英、法、德四國公使。會議最後決定，向清政府發出一個聯合照會，要求清政府"發一道上諭，宣佈鎮壓兩個反對外國人的秘密結社"。公使們所說的"兩個秘密結社"是指義和團和大刀會--實際上，在山東與河北的交界處，這兩個"秘密結社"早就團結在了一起以義和團的名義公開活動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面對洋人們的照會，距離那個"不管會不會，教不教"的上諭發表不到兩個星期，帝國政府又發佈了這樣一道上諭："各地嚴厲查禁義和拳。"--顯然這個上諭是在被迫的情況下發出的，是給洋人們看的一種姿態。可新任山東巡撫袁世凱落實這條上諭的速度很快，7000洋槍洋炮的官兵立即出動，開始了大規模的鎮壓義和團的行動。袁世凱本來就是一個主張對義和團騷動採取堅決鎮壓的官員。對於朝廷的上諭，他有他的"抗辯"：義和團"每於數百裏外劫取財物，不得謂之保護身家。焚毀擄贖，抗官拒兵，不得謂之非作姦犯科。掠害平民，騷擾地方，不得謂之為專仇洋教。"他認為，什麼"保護身家"和"仇恨洋教"，統統是幌子，義和團的農民們純粹就是要造反："不管是團是會，私團官練，斷不可行，如此下去，必釀巨禍。"袁世凱作為帝國的軍人在對造反農民這個問題上竟比帝國的朝廷有著較為清醒的政治判斷。現在，既然朝廷有"嚴厲查禁義和拳"這樣的上諭，他就毫不遲疑地立即動手了。農民的"法術"根本不是帝國正規軍洋槍洋炮的對手，沒過一個月，袁世凱就把山東境內的造反農民肅清了。在袁世凱的部下中，有在帝國消亡之後依舊"風光"過的著名人物，如張勳和曹錕，尤其是在民國時期企圖"復辟"的"辮子軍"統帥張勳，有一天之內殺掉"拳匪"500人而受到袁世凱重賞的記錄。不是朝廷反覆強調，義和團有"良莠之分"麽？袁世凱便宣佈，他殺的是那些"偽義和團"，而不是"真義和團"。因為他知道，無論是誰，也沒有辦法甄別一個飢餓絕望的農民的"舉事"動機到底是"偽"還是"真"。袁世凱，這個帝國的省級官員，竟然在這個非常時期，在這個非常問題上，如此與朝廷的意思相違背，至今仍然是個沒有明確答案的歷史疑團。惟一值得深思的是：袁世凱肯定受到或者得到了帝國南方各省高級官僚們對義和團運動態度的影響和支持。受到現代商業和現代思想影響的帝國南方官員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團體，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他們在1901年的觀點和動作，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其有趣的現象之一。但是，袁世凱僅僅是肅清了他地面上的義和團，而那些農民們在他的驅趕下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裝做不知道--他等於是把義和團的農民們趕出了他所負責的山東省的地盤。義和團的農民們從山東進入了直隸，山東、河北的義和團聚集到了一起，於是造反的規模和力量更大了--老佛爺捨不得"剿"的義和團不但依舊存在，而洋人們總拿山東的"治安"問題向老佛爺發難的危機又被袁大人解決了，袁世凱兩面都可以自圓其說。至於把義和團趕到了直隸，而直隸是包括天津與北京在內的省份，帝國北方國防的門戶和帝國皇家的都城也許會受到更直接的威脅，這一點袁大人可就管不著了--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能夠在帝國滅亡之後直到民國時期依舊高官照做駿馬照騎的袁世凱。直隸總督裕祿，滿族貴族，是一個典型的軟弱平庸的大員。他原來也是和袁世凱一樣，對義和團持堅決的鎮壓態度，他命令駐守天津附近的軍官聶士成動手，追殺了不少"拳匪"。但是，他的政治經驗比起袁世凱實在是差得太遠，他最後的結局是幾個月後在一個骯髒的馬圈裏用手槍自殺了。他是旗人，自認為他對帝國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比袁世凱這個漢人揣摩得要更加透徹，他敏銳強烈地感覺到了慈禧太后有支持義和團的意向，於是，他立即決定採取的策略是：不是不管，也不能真管；不是不剿，也不能真剿。拿他的話講就是"剿撫並用"。後來的中國還常常可以聽到類似的一個名詞：不作為。但是，作為一名防務大員，這種"策略"實際上就是縱容。而且縱容到了直隸總督衙門居然成了義和團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的"天下第一壇"，3萬之眾的義和團員整天在衙門裏演練刀槍不入的程式。為了試探慈禧的意思，裕祿撥了20萬兩銀子給義和團當"軍費"，邀請義和團進入天津。結果，慈禧在他的後面又"追加10萬兩"，他立刻覺得自己押寶押對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荒誕地封義和團的大師兄為一品銜，坐一品官的綠呢轎子，再把衙門的軍需倉庫打開，任義和團的農民們取用。天津城亂了。帝國的官員可以支持，但是，洋人們要行動了。3月10日，京城內的各國公使們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參加會議的國家多了個意大利。會議最後發表了一份聲明：如果帝國政府不再次明確發佈鎮壓義和團的上諭，他們就要進行各國海軍的聯合示威。3月，義和團在河北境內的活動達到**。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再次發表聯合照會，實際上這是一份"最後通牒"：限令清政府兩個月內剿滅義和團，否則他們將"代為剿平"。這是一個企圖對帝國內政進行武裝干涉的明確信號，然而大清朝廷沒有或是不願敏感而清醒地認識這個信號的確切含義。一個星期後，俄、法、英、美等國的軍艦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組織了"示威"。5月12日，直隸首府保定附近的一個村莊裡發生了一次劇烈的民教衝突。這個村的村民們要請戲班子來唱戲，戲台沒有按照通常的習慣搭在神廟，而是搭在了一戶"教民"家的門口。唱戲開始前，村民們把神像從神廟中請了出來，放在了這戶教民家的台階上。教民們感到受到了侮辱，於是把神像踢了。不信教的村民們立刻把村裏的教堂砸了。官司打到保定府，在外國主教的威脅下，官府判決村民們不但要賠償教會250兩銀子，而且還要擺酒席宴請教民和主教，並在宴會上向主教和教民們磕頭認罪。怒火萬丈的村民們立即做出"花大價錢請義和團拳師"的決定。在村頭"拳壇"的香煙繚繞了整整10天之後，村民們和義和團們一起動手了：12日夜晚，這個村裏的30戶教民家庭遭到徹底洗劫，30戶人家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