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一直是中國近代史開篇中筆墨特別濃重的篇章，通常的敘述是：由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企圖和行動越來越明顯，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國於甲午年間的戰敗，使中國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為反對《馬關條約》的簽訂，揭露**政治和挽救危亡，中國文人們發起了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瓜分"和向"封建**制度開火"的偉大運動。在"公車上書"這段動蕩的日子裡，有三個"細節"似乎被許多歷史書籍忽視了：一、"公車"們的"書"根本沒有上成；二、雖然"公車"們在街面上嚷得很是熱鬧，但"上書"最積極的卻是在"紊亂之官方"中任職的一群帝國政府的官員；三、也是最被"忽視"的，那些"帝國主義"們竟然以極大的熱情支持了帝國文人們以"打倒帝國主義"為主要口號的上書，其中最積極者，就是對中華帝國危害最早最烈的英國和正在吞噬中國這頭"巨象"的那隻"乳虎"--日本。當光緒皇帝得知都察院不敢把"公車"們的請願書遞交上來的時候，他下令任何人不得阻撓上書的通路--光緒是一個很想改變帝國政體的皇帝--因為他需要改變自己受到太后製約的現狀；因為他確實有振興帝國的統治願望。最先將文人舉事的真實情況通報給光緒皇帝的官員，是侍讀學士文廷式。他在《聞塵偶記》中回憶說，他不但向皇帝檢舉都察院的官員"堵塞言路"，導致皇帝令軍機大臣"查問此事"，他本人還是政府官員"紛紛上書"的帶頭人。當李鴻章把《馬關條約》的草簽文本從日本秘密帶回北京的時候，只有他"獨樹一幟"地認為"公論不可不伸張於天下"。他把草簽文本全文抄錄下來廣泛傳播，在政府官員和皇親國戚中掀起了一個反對簽約、要求實行維新變法以圖國家強盛的上書熱潮。帝國的官員開始"上書"了。首先上書的竟是都察院的官員。當"公車"們上書的混亂結束之後，這個機構打破了凡接上書必須嚴格審查、刪除中間"未盡檢點之處"、重新抄寫整齊才能遞交皇帝的規定，而將那些蓋著京官印結的請願書全部原封不動地"恭呈禦覽"。實際上，在5月2日這一天，即使帝國的大部分"公車"們沒敢在松筠庵再次露面，經過都察院遞交上去的"書"也達15件之多，其中憂國的官員佔了近一半，他們是：選用道李光漢原呈候補道易順鼎原呈內閣中書陳嘉銘等原呈吏部主事洪嘉輿等原呈禮部主事羅鳳華等原呈廣西京官及編修李驥年等原呈福建京官及主事方家澍等原呈……這確實令人難以解釋和難以置信。生活在皇權高壓下和官場黑暗中的朝廷官員們，不顧在**制度下顯得極其脆弱的官職以及由官職帶來的穩定生活甚至榮華富貴可能瞬間喪失的後患，如此挺身而出舍己愛國，其精神和影響絕不亞於"公車"們打算"抬著棺材"上哪一位官員的家去--歷史的真實是：官員上書在先，文人上書在後--這一點值得正視和深思的重要前提是：在中華帝國幾千年的歷史中，為國家危亡而衝動的政府官員極其罕見。帝國主義們對帝國的變革所表現出來的關心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值得深思的現象之一--當洋人們的舉動被籠統地定義為"瓜分中國"的罪惡行徑的時候，相互矛盾的現狀使得中華帝國的某一段歷史如同一幅風化嚴重的圖畫，無論如何修補也無法窺其真實的全貌了。洋人們對中華帝國體制的優劣判斷，經過了一個從肯定到否定的過程。明末清初之際，在中國活動的洋人主要是商人和傳教士，而那時中國政體之穩定曾達到極致：明至清，幾乎看不出改朝換代的變化，400年間社會變動不大。教士們的評論說，中華帝國的體制是最穩固和最合理的，它具有堅固的維繫能力，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符合中國社會實際的。但是，鴉片戰爭以後，中華帝國先挫於中英鴉片之戰，復挫於中法甲申之戰，再挫於中日甲午之戰，中華帝國穩固的社會形態開始瓦解，洋人們在先進的洋槍洋炮的掩護下，開始了對這個東方帝國的全面批判。最早向帝國政府提出國家應該全面變革的是英國人赫德。赫德1854年來到中國，任英國駐寧波領事館翻譯。他在中國一住就是48年，成為真正的"中國通"。1863年，他"受中國政府的邀請和委派"，當上了控制帝國國門財政收入的海關總稅務司長官。由一個外國人來掌管關係到國家主權和重要財政來源之一的海關事務，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令人難以解釋的現象；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任命是中華帝國政府自己的選擇。赫德是一個精力充沛的洋人，除了處理繁重的海關事務之外，他還插手了中國的許多重大政治事件。1876年中德簽訂《煙台條約》的時候，他是李鴻章的"助理"；1885年中法兩國簽訂《中法新約》的時候，他在其間"穿針引線"。赫德1908年請假回國，至死才結束他掌管中國海關稅務司的職務。中國歷史教科書對他的評價是："英帝國主義侵華的代表人物。"赫德首次正式向帝國政府建議中國必須全面學習西方是在1865年11月6日。這一天，他向帝國的"總理衙門"呈遞了一篇名曰《局外旁觀論》的文章--文章的名字是"中國通"的傑作，因為鬼才相信他是一個"局外人"--中華帝國的內幕已被赫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文章中說：中華帝國國情惡化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的**"。官場中"盡職者少，營私者多"，"執法者惟利是視，理財者自便身家"，軍隊"老弱愚蠢，充數一成而已。文武各事之行，盡屬於虛"。那些即將成為帝國政府官員的文人"書籍非不熟讀，詩文非不精通"，只是一旦讓他們管理國家大事就"問之輒不能答"，如此"安能剔弊厘奸"？赫德給帝國政府提出了三項變革方案：一、學習西方的長處。包括"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樣式，軍火兵法"等等；二、整頓財政；三、加強外交。內容包括帝國向世界各國派遣大使，鼓勵洋商與華商協辦輪車、電機各種事業。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整頓國家混亂的財政不足為奇，新鮮的是鼓勵洋商和華商協作在中國開辦"合資企業"，這一點帝國政府聞所未聞。赫德向帝國政府呈遞的這篇文章的結果是：帝國的總理衙門沒有任何迴音。第二年，英國新任駐華公使阿利克到任，他向帝國政府遞交了一個名為《新議略論》的照會。照會是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文件，阿利克的觀點因此而顯得更為鄭重嚴肅。他首先指出帝國的政治不良是國弱民窮的根本原因，指出中國只有全面學習西方的政治模式才能挽救危機。而中國人雖然信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哲學，可中國人的"變"不是創新卻是"變回舊法"。阿利克按照帝國主義們強權策略的邏輯，毫不掩飾地向帝國政府描繪了一幅如不變革便會遭遇被各國瓜分的悲慘下場：各國有各國的在華利益，中國亂了，各國不能不干涉，"一國乾預，諸國從之，試問將來天下，仍能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分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由於措辭尖銳，阿利克的照會引起了帝國官員的警惕，警惕的結果是官員們形成了一個一致的觀點：英國人如果不是"別具陰謀"，就是"惟利是圖"。美國人緊跟在英國人的後面。1879年美國總統格蘭特到日本訪問順便路過中國，李鴻章熱情接待，目的是想請他說服日本人在中日琉球爭端上做出某些讓步。這個美國總統到達日本後是如何"為中國人說話"的沒有記載，被歷史記載下來的倒是他從日本給李鴻章寫來的一封信，信中對日本驚人的新氣象大加渲染，且預言此時中日之差距將使"日本以一萬勁旅""長驅直搗中國三千洋裡"。為此，美國總統力勸帝國總理李鴻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格蘭特函雲：中日兩國最大，諸事可得自主。兩國人民皆靈敏有膽，又能勤苦節儉，倘再參用西法，國勢必日強盛，各國自不敢侵侮，既以前所訂條約吃虧之處，尚可徐議更改。各國通商獲利之處，中國亦不至落後。蓋取用西法，廣行通商，則人民生理，國家財源，必臻富庶。不但外國有益，本國利益更多矣……我盼中國亟求自強。《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九，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