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1895年，"公車"們無論是對中華帝國還是對帝國主義們，都同時充滿了怨恨。康有為在中國近代歷史的政治舞台上存在的幾年間裡，其主要行為是給帝國的皇帝"出主意想辦法"，方式是不斷"上書"。他一共向帝國的皇帝上了長短不一的七封"書"。如果從籠統的"偉大的公車上書"的定義中走出來，認真地看一遍"公車"們上的"書"，就會發現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片天真爛漫。中國文人歷來以"救世"為己任、為樂事，執意要給當權者開出各種各樣的"藥方"。這些"救世郎中"不僅"偏方"奇特，"醫囑"也是妙不可言。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裡，為帝國皇帝開出的一劑良藥是："近之為可戰可和，而必不致割地棄民之策；遠之為可富可強，而必無敵國外患之來。"他首先從台灣不能割讓開始，說服帝國的皇帝"吃藥"--"竊以為棄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意思很明白：如果放棄台灣，那麼百姓就會認為他們擁戴的政府不一定什麼時候也會放棄他們，這樣的政府擁戴它幹什麼？何況帝國主義們的貪心是一樣的，台灣割讓了，以後別的國家要中國的土地給還是不給？不給，他們就必然學習日本人動武--"有一不與，皆日本也。"--而戰爭一開打，帝**隊還是會戰敗，戰敗隻好再割地。國土都割讓光了，只剩下一個孤零零的皇帝還有什麼意義？因此，當務之急是"鼓舞民心"而不是"鼓舞夷心"。康有為藥方中的四味葯是："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114～135頁。康有為建議皇帝立即向全國下三道詔書：一為"罪己詔"。皇帝在詔書中為戰爭的失敗承擔責任，並且應該說這樣的話："今日本內犯，震我盛京，執事不力，喪師失地，幾驚陵寢，列聖怨恫"，"特下明詔，責躬罪己，深切痛至，激勵天下，同雪國恥"。這個建議的天真程度是驚人的：在中國的**歷史上，皇帝基本上不是人，讓"一貫正確"的聖明天子如同課堂上的小學生向老師承認錯誤一樣向國人百姓發表自己的"檢討書"，如果中國真會有這樣的皇帝，又何至於拖著辮子去別的國家商量如何讓出自己的國土！更妙的是，帝國的"公車"們對皇帝的檢討書一旦發表所產生的景象的描述更加天真爛漫："忠臣義士讀之而流涕憤發，驕將儒卒讀之而感愧忸怩，士氣聳動，慷慨效死。"--感動得流淚甚至慷慨聳動已經是很可觀了，而"忸怩"一詞更是來得突然--膽小怯敵的士兵饑寒交迫之中讀到皇帝的"檢討書"竟然出現一種類似害羞的表情，這樣的溫情的場面不是帝國的文人絕無此奇妙的想像。二為"明罰之詔"。康有為建議皇帝"賞罰嚴明"，對那些耽誤國家大事的人要嚴厲懲處絕不姑息。這個建議本不算新鮮，中國歷史上的諫臣常為之，至於是不是做到了這一點，另當別論。問題是，哪些罪行屬於嚴懲之列？康有為列舉有："輔佐不職"、"養成潰癰"、"主和辱國"、"戰陣不利"、"聞風逃潰"、"剋扣軍餉"、"喪師失地"、"擅許割地"、"辱國通款"、"守禦無備"等等。這是一個"罪行大全"，從皇親貴族、戰場官兵、總理衙門一直到政府各部都罵遍了。中國文人對國家弊病的指責歷來有"一杓燴"的通病，於是被罵的用不著同仇敵愾，知識分子們的滅頂之災就會轉瞬降臨。何況其中的"主和"一條，誰都知道這是慈禧太后的意志，在帝與後關係緊張微妙的時刻，讓皇帝收拾"主和"的罪魁，文人們的意思是不是要求皇帝把中國的老佛爺也順便嚴厲懲辦了？三為"求才之詔"。這也是一條原本不新鮮的建議，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沒有一個不標榜自己"愛才"的。但是，這話從正在"高考"並且前途渺茫的舉人康有為嘴裡說出來，便有另外一種味道了。帝國官場上一向依靠"論資排輩"和"裙帶關係"兩個基本原則運轉。為了讓皇帝認識到"破格提拔""有才能的藍色長袍人"的美好前景，康有為表述道："天下之士，既懷國恥，又感知遇，必鹹致死力，以報皇上。"--"以報皇上"的措辭中似乎有著慷慨赴死的決心--可惜的是，至少康有為們的歷史表明，帝國政府從來沒有過"破格"的想法，即使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下，某一位當權者真的"破格"選拔了幾個知識分子進入政權中樞，其政治命運也往往是極其被動扭曲的--想來人生還不如不被"破格"提拔的為好。熱血沸騰的康有為還是涉及了一個嚴肅而敏感的問題：帝國體制的變革。"變法成天下之治"--這是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重要建議，也是康有為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政治動作的核心。僅僅在《上清帝第二書》裡，康有為關於變革的設想和建議就幾乎囊括了支撐帝國經濟的各個方面，拿他的話來說就是富國、養民、教民和革新。"富國"包括了對下列行業的整頓：貨幣、銀行、鐵路、工業製造、礦業開發和郵政。"養民"包括優先發展農業、鼓勵科技發明、加強貿易流通和開拓民政事業。"教民"包括加強中國教育中自然科學的含量，內容例如天文、地礦、圖繪、醫律、化電、機器、武備、駕駛等。當然，在普及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不能忘了中國的文明傳統。具體建議是：把全國亂七八糟的"鄉落淫祠"全部取締，改成孔子廟，令全國一律"獨祀孔子"，以"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嚴肅的建議到這裡還是發生了荒謬的拐彎--康有為們所說的"鄉落淫祠"指的是什麼？也許是指民間那些"不正規的信仰"吧。讓四萬萬人的思想"獨祀"一個孔子，這恐怕是只有帝國文人才會想到且為之不懈努力的一個理想境界。帝國文人的矛盾在於，他們是最反對給思維"劃定範圍"的人群，而為了讓皇上高興，他們又是用文字圍剿"不規範思維"的最積極者。這樣的矛盾延續千年，史不絕書。可能是受洋人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啟發和刺激，康有為還提出了一個極其荒誕有趣的建議：派中國人到外國去"傳教"！康有為派出去的中國人不是和尚、道士和尼姑，而是像他這樣有學問的中國人，也就是帝國的知識分子。帝國的知識分子到外國去傳什麼教？當然是中國的姓孔名丘的人的思想。這樣一來就可用中國的"聖教"去改造和教育那些野蠻的洋人。康有為還進而想像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出去"傳教"可以一舉多得，"可■夷情，可揚國聲"--揚國聲是宣揚國家精神，而"■夷情"卻多少有點詭秘了--"■"這個只有中國文人們才會使用的孤僻漢字的含義十分單一明確，就是"偵察"和"刺探"的意思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114～135頁。。但是，即使是這樣千奇百怪的"書"，在那個年代裡也絕對是"一聲驚雷"了，在帝國的歷史上還沒有人敢這樣議論國家。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二書》雖然皇帝沒看到，但是在京城卻被廣泛傳抄，到了"索稿傳天下人人墨爭磨"的地步--康有為出名了。而且，中了進士的康有為眼看就要當官了。要想得到理想的官職，還要經過更高層的殿試和朝考。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名為"時務策"，考察的是對國家政策的見解。殿試之後便可取得"出身"，而且殿試的一甲三名立即會被授予官職，第一名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和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除了殿試的前三名外，其餘的考生還要進行朝考，考題兩道，皇帝特派大臣閱卷，朝考的成績結合殿試名次，再由皇帝分別授予官職，其中優秀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餘分別授主事、中書和知縣等官職--中國的讀書人只有進了皇家最高人才庫翰林院才算是真正地要飛黃騰達了--帝國的大員們幾乎都來自於翰林院。康有為的殿試和朝考都考砸了。其實，康有為能以37歲的年齡中進士也純屬僥倖，僥倖於另外一個考生的考卷寫得太好了--那個考生就是他的門生梁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