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竣工的北京十大建築工程，是建國以來最豪華的建築了。作為建築學的資料室，我認為清華應當擁有這些新建築的圖片資料。但四十年前照相技術還沒有現在這樣普及，我們系沒有這個力量去收集拍攝。我知道北京建築設計院拍攝了大量新建築的照片，但是他們不對外提供。我看著這些精美的照片垂涎三尺，但左求右求他們就是不給我，我靈機一動，去找梁先生幫忙。梁先生聽我說完來意，很高興地給北京建築設計院沈勃院長寫了封信，並對我說以後有什麼事需要他幫忙，儘管去找他。我高興極了，拿了這封信，一路暢通無阻，很快就得到了這批圖片，還在系裏辦了個十大工程圖片展覽。在我找梁先生幫我寫介紹信的那天，我在他的書架上東翻翻西看看，發現有不少好資料堆在那裏。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吳良鏞先生，他問我能否抽出一點時間幫梁先生整理一下資料。我爽快地答應了，但一直沒有抽出時間去。過了好幾個月，一天，泗妹有事要請教梁公，她要我陪她前往。在他們談問題時，我又去翻看這些資料。「真是些好資料。」我想。看見好資料就想把它弄到手，這也許是圖書資料工作人員的癖好。我想起吳良鏞要我幫忙整理資料的事，就問梁先生是否需要我幫忙，沒想到這句話受到他極大的歡迎。他說：「唉呀！你看我簡直是住在一個大字紙簍裡，很多東西該扔掉，因為沒有清理不敢扔。就這樣像滾雪球一樣，我這個字紙簍越來越大，快把我埋起來了。你能來幫我整理，那真是太好了。」「但有一個條件，」我說，「有些資料您看過了就送給資料室。」他聽了哈哈一笑說：「可以，可以，你真是個好資料員。」我們臨走時他又叮問我一句:「林洙，你什麼時候來?」「星期一吧！」於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去為梁公整理一次資料。他說自己住在一個大字紙簍裡，真是一點不錯，那時候大掛歷還很少見到，但是梁公那裏卻一卷一卷的一大堆，有的已過期兩三年了。期刊雜誌也多得要命，還有各種新書，有他自己訂購的，但多半是贈閱的。還有無數的信件、通知……我意外地發現梁公還訂了不少文藝刊物，如《文藝月刊》、《收穫》……就連《中國青年》這種年輕人的讀物他也訂，看來他還挺愛讀，這些雜誌全都整齊地排在臥室的書架上。開始我有點後悔，因為資料並不多，大部分是些信件。有些信需要答覆，由他口授，我寫了簡單的回信，有的信轉給有關單位去處理。我感到工作很枯燥，我們交談不多。過去在梁家是以林先生為中心，他自然說話不多，現在他仍然說話不多，但很親切。漸漸地我和他之間長幼輩的關係淡漠下來，朋友關係逐漸增長了。有一天，一封求婚信徹底改變了我和梁公的關係。那是一封外埠的來信，一位全國人大代表的來信，說她在出席人大會時見到梁公，十分仰慕他，並關心他的生活。她做了簡單的自我介紹後，便提出要與梁先生結為伴侶，信中還附了一張照片。這麼有趣的事，對我來說還是生平頭一次遇見，對我當時枯燥的工作來說也是一點提味的鹽。我開心得都要唱起來了，我抓過一張紙寫上：親愛的××：接君來信激動萬分。請速於×日抵京，吾親往北京站迎迓，請君左手握鮮花一束，右手揮動紅色手帕，使吾不致認錯也。×月×日我強忍著笑，輕輕地向梁公走過去，一本正經地遞上信說：「您看這樣回行嗎?您簽個字吧！」梁公接過信開始有點茫然，但立刻就看出是我的惡作劇，等他看完對方的來信，我們相對大笑了起來。我笑得開心極了，又接著逗他說：「哈哈！您居然臉紅了。」他真的臉紅了，微微顯得有點窘，但又流露出些微得意，假裝板著臉說：「對老人開這樣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我仍舊笑得很開心，但我發現他臉上竟有一個深長的酒窩。怎麼?我從來也沒注意到他臉上有酒窩。我還看到了他的一雙眼睛，一雙會說話的眼睛。會說話的眼睛，我在小說中見多了，但在現實生活中從未見過，現在這雙眼睛就像年輕人一樣地看著我，他在說什麼?我不由自主地避開他的視線。他慢慢地和我談起，自從林徽因去世後，有不少人關心他的生活，也有些人要給他找個老伴，但他就是不搭理。「為什麼?」我問。「因為我清醒地知道我是個『三要』、『三不要』的人。」「什麼『三要』、『三不要』?」「那就是：老的我不要；醜的我不要；身體不好的我不要。但是反過來年輕的、漂亮的、健康的人就不要我這個『老、弱、病、殘』了。」他又說:「×某我們年輕時就認識，她很會煮咖啡，有時也邀我去她家喝咖啡。有人想給我們撮合撮合，可我就是不抻頭！」「為什麼?」「我怕老姑娘。」他哈哈地笑了，接著又說:「有時我也很矛盾，去年老太太大病了一場，把我搞得好狼狽，六十歲的女婿照顧八十歲的嶽母。」他搖了搖頭苦笑了一下，又說：「我愛吃清淡的飯菜，但是老太太愛吃魚肉，真沒辦法。記得你做的豆豉炒辣椒嗎?真好吃。」我想起那是林先生在世時，我常常在梁家吃飯。她總抱怨劉媽不會做菜。有一天我心血來潮，做了一個豆豉炒辣椒帶去。沒想到這個菜大受梁先生和金嶽霖先生的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