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調查研究越接近事實，總不會離事實越遠。」太好了！我太高興了，我沒有貪汙，那麼離事實越近就對我越有利。於是我恢復了清醒的頭腦，認真地回憶起當時的一些細節，一一向「雙反」辦公室做了交待。同時我想售書的事我交待不清，但這幾年我的生活，我的經濟來源，我的家庭開支是交待得清楚的。因此我把這幾年間，我的工資及其他收入情況，我每月家用支出情況，我添置了哪些衣物等等，毫無保留地向「雙反」辦公室做了詳細的交待。後來，我擔心的已經不是給我作什麼錯誤的結論了，而是怕不給我作結論，因為不做結論，就等於還沒有證明我是清白的。果然在運動結束時，「雙反」辦公室找我談話說，我的問題不能作結論。他們給我看了一份材料，大約有五六個人證明從我手中買了書，但查不到收據存根，記得總數只有50元。這幾個人我一個也不認識，我懷疑他們到底是否在我這裏買的，當時我們系的財務員吩咐我們，為了節約使用收據本，凡是私人購書不要一一都開收據，而是積累到一定的數量總開一張收據，這樣結帳更方便。因此當然有可能找不到存根。我委屈極了，竟在「雙反」辦公室痛哭失聲。其實從法律上看，這點材料是說明不了問題的。既然當初大動乾戈地給人施加這麼大的壓力，還大張旗鼓地外調，給當事人的名譽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那就應當認真負責地為審查對象做結論。但是不行，即使查不出問題也不甘心承認我的清白。當時對「不能做結論的人」也有一說，就是「掛起來」。對幹部來說，把某人一「掛」，他們也就完成了任務。再不會考慮到被掛的同胞在精神上受到的痛苦與壓力。但是尊嚴與自尊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勝於生命的，不應受到損害。1979年、1982年我曾兩次被評為全系的先進工作者，1984年又被評為全校的先進工作者。然而對1963年的審查仍然沒有做結論。二十六年不做結論本身是否就是一個結論呢?思成自從劉小石來和他打招呼的那天，和我談了話之後，就彷彿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照舊是那麼快樂。只是對我更關心，更愛護了。我沒有想到他瘦小的身體裡，在外表溫和纖弱的身體內，卻蘊藏著不為外界干擾所動搖的堅強力量。幾乎全系、全校、全建築界都在恥笑他的妻子是個貪汙分子時，他卻能泰然處之。他沒有冷落我，而是向我伸出溫暖的手，幫助我度過難關。寫到這裏我不能不擱筆了。因為我找不出任何辭彙來表達我對他的感情，是感動、感激、尊敬、崇敬、信任，是更深的愛?啊，都不是，即使把這些全加起來也不能表達我的感情。我隻明白了一點，為了他，在我的生命中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給予的。我承認當我接過那份「申請書」時，雖然沒有過多的驚訝，卻也十分猶豫。難道我能代替林徽因的位置嗎?我自信自己還是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我知道自己的價值。在這個世界上恐怕再也不可能出現第二個林徽因了。但眼下我卻又感到和思成共同生活也很自然，我解不開這個謎。人們之所以對我們的結合反應如此強烈，也許就是把林洙和林徽因相比吧?也許梁思成和那位會煮咖啡的專家結婚，就會得到全社會的拱手慶賀，「真是天作良緣」了。但是倒霉的梁思成偏偏沒有接受那位人大代表的「申請」，也沒有考慮那「天作良緣」，卻暗暗地向我這麼個小人物，既無學歷，又無官銜的小小資料員遞上了他的「申請書」，難怪有人妄加猜測並得出結論：「林洙就是想當建築界第一夫人。」一年來我和思成間的感情越來越深，我對他的依戀也更深了。他是那麼尊重我、愛護我、保護我，他給我的熱情勝過任何年輕人。我們之間能更加坦誠相見，我們毫無顧忌地交換思想與看法。我們糾正對方的錯誤，也接受對方的批評，這不是所有的夫婦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婦都能享受得到的。我錯了，我並沒有代替林徽因，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被他人代替，何況林徽因。過去的梁思成—林徽因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梁思成—林洙新生了。作為丈夫，梁思成不同於過去的梁思成，作為妻子，林洙不可能代替林徽因。過去梁思成是幸福的，現在他仍然是幸福的，也許其間的內涵不盡相同，也肯定不會相同。1963年春，一個晴朗的天，我等他回來吃午飯，但到了下午一點他還沒回來，我便先吃了。正在這時他捧著一盆仙客來回來了。我連忙安排他一起吃飯。飯後他坐在我身邊，握著我的手輕輕地說：「我到八寶山去了，給徽因送兩盆花去。事先沒有告訴你，讓你久等了，你不生氣吧?」「啊！當然不。」我一時語塞竟不知說什麼好。但我卻深深地自責了，為什麼我在歡樂中竟忘了這個重要的日子，也許我應當事先為他買好花，也許我應當陪他去。但是我又否定了。不！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沒有權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神聖的，有時又是極嬌嫩敏感的，它應當受到最大的尊重。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愛的。現在她長眠地下，她親愛的人在這裏默默地站立著，獻上了心靈的花。人們啊！請珍惜這安寧的一刻，不要去打擾他們吧！